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起为他做翻译

说来有趣，我与陈从周先生相交近20年，却与古园林建筑无关，倒是因文学结缘。

30多年前，我因为徐志摩屡受批判鸣不平，写了两篇为徐志摩诗歌地位翻案的论文。在撰写过程中读了陈从周所著的《徐志摩年谱》，获益良多。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徐志摩，以便能作更深入的研究，我给陈从周先生写了一封信。那时他在美国设计完“明轩”刚回国，接我信后，立刻约我晤面。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兴冲冲地来到陈家，陈先生已在等我，一只小方桌上铺着笔砚和宣纸。那天，陈先生头戴鸭舌呢帽，身穿黑色长大衣，潇洒神气，颇有几分派头。也许他当时没想到我这么年轻（仅30岁出头），对我稍打量了一下，微微一笑，即与我谈起了徐志摩。每谈到什么情节，他便会迅速地翻出他所写的文章给我看，详细地说明这些文章的背景，涉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他感慨地对我说：“幸亏我在1949年写了本《徐志摩年谱》，自费出版，保留了一些资料，否则现在来写，根本就写不出，许多资料早就没了。”

我见他对徐志摩的生平如此熟悉，且又充满感情，便冒昧地问道：“你见过徐志摩吗？”他倒也不见怪，吸了一口烟，慢慢说道：“在我很小的时候曾见过他，当时只看到他的背影，很激动，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徐志摩的坟墓坐落在海宁硖石的西山上，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破坏，墓碑也不知去向，后来找到，由他重新设计，修复一新。

那次我们谈了一下午，他很为徐志摩受到的不公平的评价而抱不平，鼓励我大胆研究，需要什么资料，可以来找他。

自此以后，我遇有什么困惑，或去同济大学，或去陈家拜访，每次都得到陈先生的热情接待。后来才知道，原来陈从周的夫人蒋定是徐志摩的表妹。怪不得每次谈起徐志摩，他都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一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因写《徐志摩传》，到陈家的次数略有增加。当时我读他的《徐志摩年谱》，对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恋爱问题也很感兴趣。但他的《年谱》中却说得既模糊又简单：“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究竟是什么“小误会”，我弄不懂，便直截了当地去问陈从周。

陈先生一听，不禁笑了，说：“书中所说‘小误会’，那是托词。实际上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姻不成，主要是其他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他连连摆手，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大约过了三四年，有一次旧事重提，他才实话实说：“上次你提这个问题，我没能告诉你，是因为林徽因的两个姑妈还活着，现在她的姑妈已去世，我可以告诉你了。”

说完，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要与林徽因结婚，林徽因是同意的，她的父亲也不反对，但她的两个姑妈却不同意。她们有些封建思想，认为林徽因是名门之女，又是林家的长女，如果与刚离了婚的徐志摩结婚，那就等于填房一样，有辱林家的名声。正是由于两个姑妈反对这桩婚事，徐志摩与林徽因才未结成夫妻。”

当然，对于林徽因最终未能与徐志摩结为伉俪，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也许是其中之一，但外界确实很少提到。不久，我写《徐志摩传》的部分章节在杂志上发表了，陈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你写的还都比较真实。”

因我出版了《徐志摩传》，在徐志摩100周年诞辰时，海宁电视台为拍徐的纪录片，曾派三位记者来沪采访，我随即带他们到赵家璧、陈从周诸先生家。陈从周那时已再度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说话。次年初，我应邀赴海宁参加徐志摩的纪念活动，恰与蒋百里之侄蒋启霆同住一房间。80多岁的蒋启霆对我说：“陈从周自己是绍兴人，但他对徐志摩家乡的人却很有感情。我是学建筑的，能在同济大学任教，就是他介绍的。”

徐志摩研究会成立时，聘陈从周、赵家璧、孙大雨、卞之琳和我为顾问，并托我把聘书转呈他们。我知道陈从周一直为没有成立徐志摩研究学会而遗憾，所以一回到上海，便直奔他家。那天下午他正躺在床上，我走到他枕边，附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海宁成立徐志摩研究会，聘您当顾问。”随后打开聘书给他看。这时，陈从周的脸上漾起了难得的笑容，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