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考的空白

“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

这句话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之中。“行星面上的这部分”指的就是青藏高原。

这句话说得有些夸张，很大程度上是斯文·赫定在自夸，凸显他的成就。不过，他确实有资格这样说——斯文·赫定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把科学考察的概念带上青藏高原的人。

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

“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

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蜚声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玛旁雍错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

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对此始终心有余悸。“那是人和牧群都无法生存的地方，在那里时刻都感到有如产妇难产之痛苦”，多年以后，斯文·赫定这样写道。

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只能在达尔果神山向拉萨的方向遥望一下而已。

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建，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式的传奇人物：植物学家刘慎谔和气象学家徐近之。

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年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后，独自一人取道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两千多号高原植物标本。

徐近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近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无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镒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

地质学家孙健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健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

那时的孙健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

“任务带学科”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写道：“英俄日窥我蒙藏，探险之士，前后相望。夫以我国之土，彼却不惮险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资格，反茫然无所知，宁非奇耻。”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近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

尽管如此，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科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

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科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一起向西藏进发。

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五十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科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鸿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些成果，其实可以说是西藏工作队的“附带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举办培训班、训练农业干部；了解考察区域的农、林、牧业问题，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等等。这些实用的、有明确现实指向的任务，他们当然完成得很好，但是与他们本职的科学研究相去甚远。

在1973年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启动之前，中科院组织的青藏考察，大多与西藏工作队的这次考察类似，并非纯粹意义的科学考察，科学研究的内容服务于现实的某项任务，“科学搭了任务的车”。

这并非青藏高原考察所独有。大规模的、综合性的考察方式，在当时被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为了阐明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进行长期开发规划的优越的工作方式”。显然，这并非纯粹科学考察的定义。

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国科学界就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同年，中科院成立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综合考察的组织和协调。这个机构在中科院的历史上地位特殊，它曾经一度由中科院和原国家计委双重领导，既负责组织协调，又从事学术研究，囊括了“任务”和“学科”双重责任。“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实际上表达的是中国科学界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初衷。

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来说，“学科”确实是被“任务”带着走的。最大也最多的“顺风车”就是登山运动。

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运动加科学考察，是新中国首创。共和国的两位元帅常被搭车登山运动的“老青藏”们感念。

第一位，当然是登山科考的首倡者贺龙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

登山科考首开先河是1957年。此前一年，中苏联合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峰成功。中国在庆祝，西方媒体却在说风凉话：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

谁说中国人不能自己登山？贺龙元帅一手推动了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的创建，决意组织一次中国人独立的登山活动，目标锁定贡嘎山。邀请科学工作者参与登山，正是贺龙元帅在这次登山活动前提出的。他说：登山仅仅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就结束了。但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

首登贡嘎山，登山队牺牲了4名队员，其中一位是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专业的北京大学年轻助教丁行友。这项事业一开始就展现了它残酷的一面。参与这次登山科考的崔之久，撰写了考察成果《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自贡嘎山以后，登山科考成为固定模式。国家体委和中科院这两个机构在这个领域携手攀登。每次登山科考，几乎都是科考人员提供科技助力，登山健将在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代为采集标本、测量数据乃至做实验。

1968年，我国组织第二次攀登珠峰。科考险些被排除在这次登山之外。聂荣臻接见中科院相关领导，谈到珠峰考察时说：“补点（考察）我赞成，要搞就搞好，搞彻底。”于是，中科院科考人员再一次随队攀登珠峰，登山科考的模式也得以保持下来。

“避风港”

1961年，孙鸿烈从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调入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分配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进藏。此前一年，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成立，孙鸿烈担任了学术秘书。从此，孙鸿烈结缘青藏高原，迄今已躬耕半个多世纪，是我国青藏研究的灵魂人物。

青藏队队员在科考途中（左二为孙鸿烈）。

如果条件允许，孙鸿烈在1961年就能够沿着父亲未竟的足迹，在青藏高原上走得更高、更远——他的父亲，就是发现了中国第一块油田、第一批翻越祁连山南北完成地质填图的孙健初。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可以把开始时间提前十余年。孙鸿烈参加的西藏综合科考队，从1960年就开始了对西藏的考察。

但是，现实没有给出这样的可能。

1960年起步的西藏科考“生不逢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全国经济困难，西藏科考尚未完成野外考察就已经无力支撑。1962年又爆发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西藏科考不得不中途夭折。学者们只是结合国家需要，在局部地区开展了部分工作。

而且，那次考察的目的在科考队中就有分歧，孙鸿烈觉得青藏高原研究还近乎空白，首先要调查积累基础资料，研究它的自然规律。而当时的主要思想是把考察定位在应用，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有哪些矿产可以开发之类。孙鸿烈带领的小组研究垂直地带分布规律，竟被批评“路线错误”。

幸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的竺可桢，化解了孙鸿烈心中的块垒。竺可桢特意听取了他的汇报，反复问询、关注的，正是孙鸿烈收集的基础数据。可惜天不假年，1973年，我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启动，一年后，竺可桢逝世，未能看到青藏科考的成果，完成夙愿。不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桢野外工作奖”，第一届就授予了青藏队。

“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青藏科考没能完成，但中国科学家们探索青藏高原的愿望并未泯灭。他们在等待着登上青藏高原的机会。孙鸿烈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他一等就是十年。

“文革”爆发后，集中了中国科考专家的“国家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陷入瘫痪，后被并入中科院地理所，业务骨干大多去了五七干校。

孙鸿烈被分到了湖北五七干校，种庄稼、修房子、跑运输……期间被抽调到青海的一支考察队，调查宜农荒地资源和草场资源。考察结束，原本要重回干校，但孙鸿烈接到通知，返回北京，到地理所上班。

能够重回中科院，无疑令人兴奋。孙鸿烈兴冲冲地赶回北京。他获任地理所综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组副组长，接到的第一项工作是到兰州参加珠峰科考总结会。孙鸿烈的专业是土壤，又没参加过珠峰科考，和珠峰科考总结会本不沾边儿。但是，就像此前的登山运动带动着高原科考一样，这次珠峰科考总结会，给青藏高原科考带来了最重大的一次机遇。

原来，“文革”中万马齐喑多年的基础科学研究，在1972年获得了一次转机。此前不久，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意见很明确：还等什么！科学研究要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往高里提。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醒要注意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提议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在科学考察领域，还有什么比几乎是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更基础呢？中科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次机遇，把青藏高原科考提上了议程。1972年7月召开的珠峰科考总结会，在总结之后，就是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长远计划。

孙鸿烈参加此次会议的任务，是起草《中国科学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

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鸿烈立了大功。

青藏队，即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

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希吾担任队长。孙鸿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

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科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青藏队是避风港”，很多人这样说，但远不止如此，青藏队更是梦寐以求的实现科学理想的舞台。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那些曾在“运动”中颠上抛下、业务上赋闲多年的专家们奔走相告，争相报名。

名额有限，上过高原的获得优先权。同样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水文专家章铭陶，报名时才发现，自己最适合的岗位已经有了人——地质所的郑锡澜，那是参加过1960年珠峰科考的老将。章铭陶心有不甘，思来想去，找到个新的领域——地热。青藏队组队时，因为规模较小，尚未考虑地热问题。章铭陶向孙鸿烈请缨，参加青藏队，搞地热，填补空白。这个理由足够充分，章铭陶最终入列。他也真的在青藏高原的地热考察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用喜马拉雅地热带填补了世界地热图的空白。

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并非中科院在编人员，本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师。“文革”中，北京林业大学被下放到云南丽江，图书馆藏书堆放在昆明的运输站，李文华作为留守人员驻站，伙食采买之余，就趴在书堆上翻书，还在昆明一带采集了大量标本，就近请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级植物学家吴征镒。那时吴征镒正处在批斗后被“晾”期，格外有闲也有心去指教他。

得知组建青藏队的消息，李文华直接找到相知多年的孙鸿烈报名。他本人专业资质优势明显，成了首批青藏队员中为数不多的中科院之外的专家，并担负森林组组长之责。

吴征镒的另一个学生武素功，是首批青藏队员中最后一个入围的。其实当时青藏队已经“满员”，但是藏东南考查对植物学专业的需求很大，临行前才仓促加了一个名额。吴征镒得到消息，让武素功搭上了“末班车”。那可真是“末班车”，他直接从昆明到青藏队的集合地成都报名，见到孙鸿烈后连一杯水都还没喝完，奔赴青藏高原的汽车就出发了。

吴征镒本人，早在抗战时期就自己考察过白马雪山。青藏队组建时，按说该有这位植物学大家的位置，但是他已年近六旬，再加上时处“文革”期间，他曾是批斗对象，多少还是有些顾忌。不过，吴征镒还是参加了1975年之后的两年青藏科考，并在高原度过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在他身后是他的几代弟子们：武素功、李文华以及一群学生们。吴征镒可以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名称，包括拉丁语学名。多年后回顾这一段经历，李文华还在说，每采得一个标本，总由吴先生当场口述拉丁学名，学生记录。那一阶段的工作最为准确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