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藏东南

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

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四十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文革”中断多年后，科学考察刚刚恢复，孙鸿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

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

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

青藏队在林间的宿营地早餐

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

时任行政副队长王震寰，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

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打的比方。哈达寓意吉祥美好，不过用它比作当时的川藏公路，就有些理想化了。

川藏公路即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四十多年前。

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

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

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鸿烈、何希吾、王震寰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

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鸿烈和何希吾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震寰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

“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震寰还这样感慨。

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四门的北京吉普那时候是县团级领导才有的专车，本来是配给青藏队干部乘坐的，但吉普车越野性强，跑得快，被青藏队用来打前站和“断后”，主要用来联络。孙鸿烈和何希吾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篷，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

小车的车况也不怎么样。王震寰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时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

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震寰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那时也是熟读“老三篇”，总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

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

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

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出乎科考队员们的预料。

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公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

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就好像有一个望远镜，再套一个放大镜，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你眼前来啦。”

动物学家冯祚建，在藏东南的密林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

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复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二十多个新属，四百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

……

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科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员百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

及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

成果“井喷”

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孙鸿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四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

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

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峰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昔卡流入印度平原。

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

考察雅鲁藏布江源头

最早发布雅江源的是斯文·赫定。1907年的那次西藏之行，斯文·赫定由三位当地向导陪同，沿着先前测量的上游诸水系中水势最大的库比藏布骑马上行，直到爬上源头处海拔4864米的山巅。之后，斯文·赫定满怀骄傲地宣布：“全部漫游只花到150马克！谁不情愿这样便宜地买到发现地球上的一条最著名河流发源地的荣誉呢！”

不过，在斯文·赫定西藏之行后的几十年间，雅江源究竟是不是库比藏布一直存在争论，还有双源说——库比藏布、杰马央宗；三源说，在双源说之外加上马攸木藏布。直到69年后，中国的科考工作者来到这里。

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源：北面的马攸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攸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

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所有的数据都证明，斯文·赫定那次“便宜”的荣誉是个错误，杰马央宗才是雅江正源。

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

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三次穿越过它。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谔、徐近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地、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

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

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外，十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和今后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震寰。王震寰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行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

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震寰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武装”可不只是带着枪装装样子，行前，王震寰领着这些科技工作者到当地部队去实弹打靶，学习使用武器。幸好，这些武器除了动物学家要制作标本时偶尔使用之外，在藏北无人区基本没有用上的时候。

藏北分队倒是被“打标枪”折腾得够呛。“打标枪”是川藏地区的一句俚语，指的是拉肚子。原因无他，水土不服。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三四十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

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三天没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

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

历时四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四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得区干部大乐：难怪说汉族人吃草。

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青藏队藏北分队登上喀拉米兰山口

青藏高原百科全书

1976年10月，当年的青藏高原科考野外工作结束，青藏队收队返程。行至四川雅安，忽见城内大标语“打倒四人帮”，一行人大惊。雅安人奇怪地打量着他们，像看外星人：粉碎四人帮好多天喽，你们咋个不晓得？

“文革”之中，“青藏队是避风港”之说不是没有来由，青藏高原上的科考活动，给科学工作者们创造了一定的自由氛围和学术空间，那是一处虽艰苦却没有纷扰的“世外桃源”。动物学家陈宜瑜院士在回忆中说：“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在野外可以发牢骚，什么都敢说，彼此间很坦诚，大家关系都很亲密。”

几乎与世隔绝的青藏高原科考，也让科考队员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就在他们收队返程之时，“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1976年秋冬之后，青藏队对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野外考察告一段落，转入室内研究、总结阶段，为期3年。

1979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共30部41册，计2331万字，皇皇巨著，洋洋大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书。这些成果，获得了中科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刘东生和施雅风院士领衔的珠峰考察成果，也在获奖之列。两位院士虽没有直接参加青藏高原科考，却是中国青藏高原研究的领路人。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巨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的陆续发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了一个“板块构造代表团”，包括8个国家的10位地质学家，到青藏高原考察了一番。虽然时间仅仅两周，却让这些西方学者们大为振奋。中国，这个对西方世界封闭了许多年的东方大国，终于打开了国门。他们回国后，无不对此次中国之行大书特书。于是，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学者向中国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这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现开放姿态的一个契机。中科院筹划了国际性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文革”后中国举办的首次国际范围学术会议。

青藏队队员考察横断山金沙江

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百名科学家和三百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当然，最令与会者惊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出席了此次会议，并接见了与会的中外科学家。

孙鸿烈回忆，那次会议中间召开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招待会，小平同志很高兴，和每一个国际知名专家都握了手，讲一通话。这次会议，恰逢其时地配合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有外国专家提出，希望从西藏采集岩石标本带回国。事情不算大，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有关方面将此事汇报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中国的山那么多，那么大，打一两块石头，大山还在嘛，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嘛！”

一句话，让青藏高原研究的国际合作再无障碍。

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

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功、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就牺牲于此。

20世纪的最后十年，青藏高原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期。第一次青藏高原大规模多学科综合考察结束，青藏高原研究被列入国家攀登计划，这些计划面向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强调了从以定性为主转向定量、定性相结合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过程和机制研究，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综合集成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的研究。

2017年8月，时隔四十余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勉励新一代的青藏队——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这样比较两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发现，这一次是看变化。”

变化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首期成果中就清晰可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趋好的同时，潜在风险增加；亚洲水塔失衡，冰崩等新灾、巨灾频发；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隆升历史存在明显差异，导致新的生物演化模式……

第二次青藏科考将持续5年到10年，目前还在进行之中。青藏高原这座“地球第三极”，“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需要人类更深的探索、更好的守护。

参考资料：《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踏遍神州情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