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生站在时代的漩涡，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大事紧密相连。通过梁启超，人们可以读到一段怎样的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根据梁启超研究的最新史料和研究成果，对梁氏传记进行了全面的增补与修订，增订版于2018年面世。该版策划、编辑王冬军撰写的编辑手记，记录了增订版《梁启超传》如何实现一种“超越”的幕后过程。

2015年夏天，解玺璋撰写的《梁启超传》一书销量与口碑获得双丰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朋友与解玺璋取得了联系。当时，他提到希望对《梁启超传》这部凝结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进行全新改版。他认为，自2008年撰写此作，时间已过去7年，应该根据最新收集到的史料和新近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补充，同时，亦可以根据学界同仁、全国众多读者的意见反馈对部分内容做一些修订和完善。

他的这个想法，正合我意。很快，我们出版社就和解玺璋签下了《梁启超传》新版的出版协议。其实，最初我们的想法仅仅是把版权接续过来，但作者提出增修的想法，无疑让我们觉得是锦上添花。本身上一版梁氏传记价值就很大，再加上新增补修订的内容，想必会起到1+1>2的效果。出版社立即着手组建新版《梁启超传》编辑团队，启动编修工作。

一份献礼与纪念

2017年初，解玺璋的修订、增补工作全部完成。除了对上一版有争议的部分进行了更正和修订，他还根据梁氏后人最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以及马勇最新编撰出版的《严复全集》，特增补“梁启超与诸兄弟”“梁启超与严复”和“梁启超与宋教仁”3个章节，共计12万字，进一步提升了该传记的全面性。

随后，开始忙碌的是我们编辑团队，大家前后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这部百万字的巨著进行整理、编校加工、装帧设计等工作。我们的这支编辑团队中有打造过众多畅销书的策划编辑，有经验丰富的文史类专业执行编辑，有社内最权威的社科类图书编审，有十分优秀的社科类图书装帧设计师……从策划到编修共历时3年，新版《梁启超传》终于在2018年7月面世。

在我看来，这个出版时机非常好。120年前的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民族危难之际，有一群年轻人力挽狂澜，变法求新。120年后这部书在7月上市，恰在历史上百日维新的时间段内，我觉得很有意义，也算是一份纪念和献礼。

被翻烂的词典

我常常和同事开玩笑说，做《梁启超传》这本书期间，是我从业以来用《现代汉语词典》最多的一个时期。这话可不假，书桌上的这本破破烂烂的词典，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见证，见证了我在做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并快乐着”。

《梁启超传》的编修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的困难也是以前做其他书所没有遇到过的。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书中引文的处理。我在审稿过程中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也是查证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书中引文的内容。梁启超那个年代的人，往往会在他们的作品、信件甚至话语当中，使用很多异体字、异形字等。如果对这些字词的理解不到位，或者没有现代文字对它们进行合理转化，可能对读者理解文章带来困难。

于是，在编校加工的过程中，我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派上了用场。当然，不仅仅是这本词典，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辞源》也是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用得最多的工具。而且可能是职业病，我在遇到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一定会去查，不停地查，这是特别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举个例子，“惺惺相惜：梁启超与严复”这一章中，因为严复出生的年代比较早，他生活的时代也要比书中提及的其他人物要早，其作品中的一些文字和对话就会有很多古字，甚至一些现在已经都不用的字，即所谓的“死字”，还有很多引文出自四书五经等，如严复在1896年9月24日给汪康年与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这短短一段话中，古字和生僻字就不少，如果不仔细查阅相关资料，阅读起来的确会一头雾水。这样的查阅、考证花费了我不少时间，但我也乐在其中。

厘清脉络与思想

站在一名编辑的角度来看，我眼中的《梁启超传》新版和上一版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这里，我想说的是个人认为独具创新价值的一点，就是对传记结构的整体梳理和改编，这相对上一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超越”。

《梁启超传》是一部纪传体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叙述历史事件。但一般人物传记多使用纪年体。为此，我们在做书的时候不断讨论，集思广益，寻求如何把纪年体的思维灌输到纪传体的作品当中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这部著作的结构进行改造的一个重点。

几经讨论，我们决定在原来纪传体撰写的方式上进行章节的调整，使传主个人经历的年代纵向性更为顺畅。简单来说，就是用年代线将整个内容贯穿起来。上一版如果只看目录的话，读者会感觉有点凌乱，因为一眼看去都是梁启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这是偏向于横向的层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变得更为纵向，使书的结构更加丰富和立体。当然，如此修改的前提是得熟悉全文。所以章节和目录的调整其实是最后一步，是我们在完整看过两遍书稿之后进行的。

我认为，作为编辑最重要的是厘清书稿的脉络和思路，只有将其梳理清楚，才能够遵循作者的意愿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把书更好地编出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开篇特意增加了一个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可以让读者在阅读前对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结构的改造，我们还花了近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旧报纸、文献和史料，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添了200多幅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传主本人及家庭、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状况的一些图片。这些照片很多属于私人珍藏，十分珍贵，这样一次性在书中得以呈现，增加了图书的附加值，使之兼具历史研究参考资料及通俗历史类读物的双重特征。

原先没注意到的故事

除了整体策划外，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稿。在审稿过程中，如果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或者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会觉得非常兴奋。例如，读到梁启超和蔡锷这一章，我才知道蔡锷曾是梁启超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梁启超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蔡锷投到他门下，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在学期间，蔡锷颇得梁启超、谭嗣同的赏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此外，当年蔡锷为了躲避袁世凯对他的特别“关注”，假装与小凤仙厮混，而暗中与云南通信的机关就设在梁启超家中。后蔡锷借赴天津治病之由逃离北京，第一个投奔的就是老师梁启超。后来师生联手，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两个著名的人物有如此的关系和故事，是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细细品读，他们的故事的确有趣、有情、有益。

在《梁启超传》中，梁启超对自己的评价是：“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由此可见，梁启超率真、无惧、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的确是一个为那个时代而生的人。

除了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颇为人称道，在编校“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一章中，我也对梁氏教育有了新的认识。梁启超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梁启超有9个儿女，他们中有3人成为院士，例如，梁思成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等，梁氏一家因此被称为“满门俊秀”。可以说，梁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而这些理念即使放在今天的家庭教育来看，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大变局中的一代知识分子

抛开书而单论梁启超这个人物，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仅仅来自于维新变法。

其实，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所处的年代和他本人所具备的学识，注定了很多历史事件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护国战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他的一生都站在时代的漩涡中心，与他交往的人既有文人雅士，例如徐志摩、胡适，也有横跨政学两界，例如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蔡锷等等。

梁启超本人也是学贯中西文化的大师，在《三十自述》里，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

了解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也有很大帮助，再加上无论是从学问思想、为人处世，还是家庭教育方面，梁启超确实有值得今天的人学习的地方。

新版《梁启超传》正是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严复、黄遵宪、谭嗣同、孙中山、蔡锷、徐志摩等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以梁启超为中心，再现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

担任这样一部作品的策划者和编辑者，我深感荣幸又诚惶诚恐，希望竭尽所能，帮助读者通过这样一部传记，全面而清晰地了解梁启超的一生，同时，能对国内关于梁启超的研究略有填补和更新，这也是本书策划的初衷。

《梁启超传》
解玺璋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