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1 12:54
正阳门城楼上检阅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
1月31日解放军入城,当时我还是个只有11岁的孩子,我们家住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当时很多大人还是不太敢出来看,有些歪曲解放军形象的流言,使得有些老百姓有点怕解放军。我却特意到街头看热闹,发现解放军根本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看着他们满脸笑容地进城,我也特别高兴,因为这得来不易的和平有我父亲的努力。
我的父亲叫阎又文,1949年1月22日,是我的父亲代表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翘首以待的中外记者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宣布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将军的少将秘书,同时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作义身边的亲信幕僚。我们也是在他去世很多年后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
七七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在延安,他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帮助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建立和完善政治工作系统,加强傅部的抗日力量。同时,增强双方的合作关系,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将军一心抗战,没有做任何反共的事。由于傅作义的部队受到我党很大的影响,加上与八路军的关系密切,曾经被人称为“七路半”。
当北平和谈进入关键时刻,为避免和谈流产,父亲一连十几天不回家,守在傅作义将军的身旁。不巧的是母亲正在这时得了重病,我是家中的长女,那时才11岁,十分害怕。父亲匆匆回家为母亲安排好后,立刻就要返回中南海。我紧紧抱住父亲的腿,哭着不让父亲走。父亲摸着我的头说,现在你傅伯伯那里很忙,我和你冬菊姐姐实在离不开,你已是个大孩子、懂事了,好好照顾你的母亲。
后来,父亲还随邓宝珊出城去见叶剑英,商谈北平和平的事宜。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将军的委托, 父亲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31日解放军进城,2月22日父亲随同傅作义将军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双方商谈了对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改编方案,我父亲也参加了这个改编方案的起草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了,不打仗了,人们都很高兴。因我们家院子比较大,还住过解放军。他们和蔼可亲,有些解放军就打地铺住在我们家院子的一间大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包饺子,他们打碎了借用我家的和面盆,还一定要赔,使我们很感动。
时间过去了70年,我很为我的父亲自豪,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而且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保护了北平二百万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北京这座古都名城免受战火的破坏,同时也极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它所创造的“北平方式”对其后的湖南、云南、绥远、新疆的和平解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底,我正好在国民党空军高射炮三团四连当兵,隶属傅作义部队,任务是驻守西直门。连里有一门高射炮,因没有飞机可打,就当成了平射炮架在了城墙上,炮口对着西山方向。
北平城已经被围了,解放军的卡子就设在现在的动物园附近。虽然两军对峙,但却听不到一声枪响。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和平解放,我们也没放一枪一炮。
1月31日和平解放那天,北平城显得格外的不同,四九城大门紧闭,平时不让乱活动的守军都被叫下了城墙。大家在城门边站成两排,长官说等解放军来换防时,所有人要夹道欢迎。
记得换防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结束了。当天中午,解散的四连不管饭了,我只好跑回了西海的家。
白元振还记得,从解放军一围城,国民党军队就不准下城墙了,吃喝拉撒全在城上,弄得城墙上下特别脏。所以,和平解放后北平城里最先解决的城市卫生问题,先是把堆积的各种垃圾运出城处理,与此同时是往城里运大批物资。
印象中最先运来的是内蒙古的羊肉,一个大洋能买一只整羊,运进城的粮食都是从北平附近征来的。听说这些物资,在进城前就准备好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开始换“人民政府的货币”……
像我们这些原国民党部队的官兵,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培训,培训合格后就改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我因为身体不合格,离开部队留在了北平,人民政府还给安排了工作。
白元振还记得,围城后,粮食成了国民党军队生存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和平解放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口粮多是靠空投解决。
最后一次空投是当年的大年三十,各部队派出来接粮的士兵都在北海边上等着。飞机是从城南飞过来,飞得特别低,到北海上空时,成包的黄豆从飞机上扔下来,掉到冰面上。分到各连的黄豆并不多,一人一天才能分到四两的定量。
连里并不管煮,大家只好各自想办法弄熟了再吃。
坦克部队通过前门外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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