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鲁迅15岁，鲁迅比孙中山晚死11年，两位哲人并世生存了 45 年。 孙中山与鲁迅早年都是学医， 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 但是一个由行医而奔向革命， 一个弃医而以文学为武器， 同归于爱国与革命。 他们奔走国内外， 在各自奋斗的道路上， 曾经几次生活一个地方， 甚至在一个政府里办事， 虽然彼此都没有留下睹面款谈的文字记录， 但无疑是有过相聚一堂的机会的。

1897 年 8 月至 1903 年 9 月， 孙中山为策划革命， 经常往来于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鲁迅则为了寻求科学真知与 1902 年 4 月来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 继而就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5 年 7 年孙中山游历欧美后重返东京， 8 月留日学生界为他举办了 1300 余人参加的的盛大欢迎会， 他在会上演说《民主革命之重要》， 接着是同盟会的成立， 他已经很有声望了。

鲁迅恰于这时候由仙台到东京去度假，他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 也可能没有参加留学界对孙中山的欢迎会，但对早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当然是耳熟的。 不久， “我以我血见轩辕” 的鲁迅， 深感医治国民的精神比医治身体更重要， 转而致力于文学事业。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临时政府组成，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鲁迅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职务，由挚友许寿裳的推荐，由绍兴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为时短暂，部员和大总统之间也很难有直接的公务联系，但那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个新生的政权，还不那么官僚化，人员不太多，教育部就只有几个人。他们在集会和出处之间，是不会没有接触的。应该说这时的鲁迅是追随孙中山、蔡元培在为中国创建共和国而努力。后来鲁迅回顾这页历史说：“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1912年4月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抢当了临时大总统，而鲁迅继续供职教育部。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商讨国事，在北京一个月，参加了一系列活动，曾赴北京教育界欢迎会发表演说，他勉励大家“求建设之学问”，“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鲁迅是否参加了这个欢迎会，无从考知，但孙中山演说中的主张，恰是鲁迅那时努力以赴的。

1924年冬，孙中山为打破北京军阀段祺瑞对国政的操纵，毅然北上，年底由津扶病入京，受到10万群众的欢迎，次年3月12日，不幸病逝北京。

其时鲁迅仍在教育部，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他在孙中山逝世的当时虽没有发表悼词，然而他对孙中山所要打击的敌对政治势力是毫不假以辞色的。在他给许广平的信说：“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对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从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孙中山的深刻了解。

鲁迅对孙中山的许多富有历史意义的评述，散见于他的散文和书信中，最集中的一篇是发表于《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的一两段以为佐证：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1927年3月，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也说过这样的话。

孙中山赍志而殁，宋庆龄是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三大政策、跟共产党走的英勇战士，她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全部说明了这个事实。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与国民党法西斯的斗争，此后同宋庆龄走到了一起。

1932年10月，民主进步人士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任正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总会设于上海，又设上海和北平两个分会。鲁迅是上海分会委员，经常参加总会和上海分会的联席会。宋庆龄后来在《追忆鲁迅先生》中也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和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近代史思辨录：1840-1949》

陈旭麓著

上海人民出版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