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只要提及20世纪“国学”研究，就会想到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掌国学院虽然只有短短数年，却为清华“国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其成就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若各以一字概括清华四大导师，则梁启超之学“博”，王国维之学“精”，陈寅恪之学“深”，赵元任之学“杂”。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不甚了解者，会忽略彼时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那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不仅它1921年的成立时间远早于清华国学院，所取得学术成就不亚于清华国学院，而且它也有一批学术成就和声望不亚于“四大导师”的研究群体：蔡元培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国学门主任是沈兼士——系章太炎弟子、沈尹默之弟，既获蔡元培支持，背后更是有章门弟子群体这一雄厚的学术资源。国学门成员则有胡适、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鲁迅、蒋梦麟、刘复、沈尹默等，每一位都堪称学术大师。

本文无意探讨北大国学门之历史和学术成就特色，只是藉此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清华国学院这“四大导师”影响很大，为何北大没有邀请他们去任教？是没有邀请还是此中有什么隐情？

清华“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名气最大、年龄最长、资格也最老，他和北大关系也最源远流长。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出于维新改良之目的，就奏议创办京师大学堂（后被称为“戊戌大学”），而戊戌变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即北大的前身）。变法开始后，由于康有为忙于其他事务，即由梁启超起草《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就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的学制纲要。这个《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后世影响极大，诸如其中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等思想，显然对蔡元培后来执掌北大之教育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北京大学的孕育者或最初设计者毫不为过。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出走海外，自然无法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直到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也随之结束了从政生涯，才开始把精力放在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领域。也正在这期间，伴随着大批章太炎弟子进入北大和桐城派受到排挤以及蔡元培执掌北大，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等要职的梁启超自然不会满足于担任北大教授。对梁启超而言，只要他提出想到北大当教授，北大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其实还是他自己不想去或不屑去。而且这种想法不仅仅梁启超个人有，彼时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及稍后的马一浮等，都不愿到大学任教，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他们自视甚高，骨子里仍看不上源自西方的现代大学，而学术门派的因素自然也有。

王国维真正进入北大欲聘请任教的视野，是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此时的王国维，因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跻身国内一流学者之列，自然引起蔡元培的注意，即多次欲聘请王国维到北大。从1917年到1922年，据说北大五次邀请王国维来任教，均遭拒绝。王国维不愿到北大，最根本原因仍在于他们不能认同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但适度合作倒可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在决定成立国学门研究所后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即邀请王国维担任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王国维一方面感受到北大持续多年的诚意，一方面又有罗振玉的劝说，才勉强接受担任“通讯导师”一职，但拒绝拿薪水。后北大方面改变解释，把薪水说成是邮资——既然是通讯导师，则往来书信必不可少，邮资之说也就顺理成章，王国维才接受了两百元的“邮资”。

1923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初一日）王国维接到溥仪的旨意，任职南书房，并于5月31日到北京，他和北大的关系就此可以有更直接的关联。同年，王国维的论文《五代监本考》及一篇翻译论文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更多介入北大国学门组织的一些活动，甚至传言北大有意聘请王国维为国学门主任。按照正常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很有可能成为北大国学门的正式教员。遗憾的是，一件意外之事的发生让王国维对北大之前的好感顿失，并中断了和北大的一切往来。

原来，1924年被赶出故宫的溥仪，为了维系旧日生活水平及归还拖欠债务，与大陆银行商定以抵押方式将一批清宫文物作价八十万元交给银行，等于是把这些文物卖掉。该事件一经媒体披露，舆论大哗，社会各界一致认为这些文物属于国家，清室无权自行处理更不能倒卖。为此北大国学门发布公函，强烈要求民国政府收回故宫文物，并加以保管。王国维彼时依然视溥仪为满清皇室的代表，对国学门这样做法自然极为反感。更让王国维无法忍受的是这个公函中有对溥仪的侮辱之语。王国维放弃导师名义和撤回拟在《国学季刊》刊登所有稿件，决心断绝和北大的一切关系。

与此同时清华国学院的开办也已提上日程，而王国维的最后走向清华，和胡适的推荐以及吴宓极其尊重的邀请行为有关，和王国维的经济状况恶化有关，更和溥仪的下诏有关。

至于陈寅恪和赵元任，虽然也曾有机会任教北大，却阴差阳错最终还是到了清华，也只能说是和北大的缘分未到罢。整体而言，陈寅恪到清华，吴宓出力最多，而赵元任之任教清华，则和张彭春有关，后者是和胡适、赵元任同年留学美国的同学，私交很好，自然对聘请赵元任事全力以赴，加之赵元任彼时早已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彼时学术声望其实超过没有任何学位的陈寅恪，所以赵元任被清华聘任，基本上很是顺利，而陈寅恪的被聘过程则有些曲折，吴宓在日记中所谓“介绍陈寅恪来国学院，费尽力气”的抱怨之语，确实真实无误。

如今人们多以为陈寅恪入清华顺理成章，岂不知当初他留学回国后也有可能去北大任教，因他早在1920年留学美国时就曾向北大借款一千元，而北大同意借款的条件就是陈寅恪将来要到北大任教，此事见于北大所设教授评议会之“议事录”，时间为1920年4月30日。朱希祖当时为北大史学系主任同时也是评议组成员，出席了此次评议会，议决通过“陈寅恪借款一千元，将来于北大服务时扣还”等事项。至于陈寅恪后来是否归还此款以及如何归还，限于史料尚无定论。

北京大学当年同意借款给陈寅恪，事后看来是很有远见的做法。1924年，北大派出赴德国留学的姚从吾写信给朱希祖，不仅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和经济状况，还特意介绍了和他们同时留学之四位中国学生陈君枢、孔繁霱、罗家伦和陈寅恪的情况，对其他三位都仅有一句话，只有对陈寅恪，姚从吾用了数百字进行详细介绍，对陈寅恪的学识和为人给予很高评价。显然，姚从吾的介绍会让朱希祖对陈寅恪有深刻印象，加上早在1920年北大就资助过陈寅恪购买书籍，所以对陈寅恪将来是否能够到北大任教，应该是没有疑义，而他到北大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国学门或史学系，也可能是计划成立的东方文学系。但从现存史料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仅仅半年后，吴宓就从沈阳东北大学来到清华，开始筹备清华国学院事宜了。在清华国学院师资的人选方面，除了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很自然想到的导师就是陈寅恪，从吴宓日记看，早在1924年2月14日，吴宓日记中就出现了为陈寅恪来清华事的文字：“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这里的两个代号分别为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说明此事已经进入实际运作状况。为了介绍陈寅恪，吴宓不止一次向校长曹云祥推荐，为此还怪罪张彭春对此设置障碍。限于史料无法获知张彭春是否对聘请陈寅恪不甚积极，但如果在赵元任和陈寅恪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张彭春当然会选择前者。加之，陈寅恪曾表示要清华出钱买书，又不能立刻就聘，所以他的被聘多少有些不确定因素，这就是吴宓日记中有时也要抱怨几句的原因——他担心此事如不能运作成功，既是清华的损失，也是陈寅恪的损失，毕竟清华当时给出的条件极为优越，而所谓的“四大导师”之名，也等于立刻赋予这四人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此外，赵元任当年被清华国学院聘任之前也有可能先被北大所聘的，因为早在1919年3月蔡元培就给赵元任写信，要他到北大教授哲学，并答应可以先到欧洲进修考察一年。当年四月，中国教育代表团到美国，时在北大任教的陶孟和教授就代表北大正式请赵元任到北大任教，却被后者婉言谢绝。而后到1921年，北大教授评议会也曾讨论通过将教育部每月拨给北大筹办音乐系的280元经费，“资助赵元任博士往欧美留学，两年以后，始实行开办”，这次评议会召开时间为1921年3月2日。据《赵元任年谱》，当时是蒋梦麟校长答应赵元任以赴美进修生身份领这笔钱的，其实赵元任彼时早已拿到博士学位。不过，后来北洋教育部经费困难，此款项被拖欠未发，致使当时已在美国的赵元任经济上一下陷入危机，尽管这不是北大的责任，但还是会让赵元任对北大产生不好印象。加之毕竟清华是当初送赵元任留美的母校，又有张彭春等人的极力推荐和热心操作，所以赵元任自然会到清华任教。

最后，说到这“四大导师”的称谓，其实最初不但没有这个提法，而且清华在对外发布的招生广告中，竟然称他们四位为“讲师”的。此外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他们一家刚到北京准备任教清华时，张彭春和梅月涵立刻来他们住处看望。张彭春对杨步伟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要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而且不仅张彭春这样说，校长曹云祥也这样说。后来人云亦云，人们就把“四位导师”和“四大教授”混为一谈并自由组合，也就有了所谓的“四大导师”之说。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也确实有这四位导师的课程不仅学生听、而且很多教师也跟着听的现象，吴宓对于陈寅恪的课程更是几乎每次都听，这无形中加强了世人对所谓“教授之教授”说法的认同，而“四大导师”之说也就更加广为流传。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并无对清华国学院四位导师进行宣传炒作的想法，而清华之所以聘请四位而不是五位，除却经济上的考虑外，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就有一些以“四大”开头的成语或俗语，如“四大天王”“四大名旦”等，所以称他们为“四大导师”也就很是顺口和自然。相比之下北大国学门虽然也有不少大教授，却并未形成一个朗朗上口的说法或称号，也就不利于人们加深对他们的认同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