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出原子弹的人,一个个老了走了
《中国核工业报》学习强国号“中国核工业” | 作者 宋学良

2019-08-31 09:47

深读

宋学良老人是中核集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原副局长。他在1964年6月从保定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调到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分配在秘书科工作,接触到当时九院的一些领导和专家。

本文根据他的口述回忆整理而成,从中可以窥见核工业前辈人物的一些日常,感受他们在“两弹”事业外更加生活的一面。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已经故去。走近和纪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记住,不管他们在今天是家喻户晓,还是默默无闻。听宋学良老人娓娓道来,仿佛走过一个时代。

01

王淦昌副院长为人随和。他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四位技术副院长在理论部大楼的二层办公。

院里安排了工勤人员每天为他们打开水和扫办公室的卫生,后来工勤人员有其他安排不干了。那时候我正为四位副院长管理文件,就由我来临时顶替每天给他们打开水和扫卫生。王副院长碰见我在打扫时,总是连声说谢谢。

1969年我结婚后,王副院长到秘书科对我说:“你结婚了也不说一声,我也没有送点礼物。”我给他拿一支烟,他说:“我不吸烟。”

02

郭英会副院长性格开朗,为人直爽。1974年新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办公地点在西城区三里河二机部机关大楼内。

1975年后他在二机部九局担任副局长,每天和我们一样,挤公共汽车从塔院到三里河去上班。有一次,在平安里换13路公共汽车时,他人没有挤上去,拿的包被车门夹住,拖着跑了好几米,车停下后车门打开才把包拿下来。

有一次,郭副院长对我说:“我们广东人,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椅子,只要能喘气的我们都吃。”

03

李觉当时作为九院院长,团结领导班子中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一道工作。他对人亲切和蔼,关心爱护他属下的每一个人。

1975年我调到二机部九局工作,在机关大楼内时常见到李院长。有时我们到他家里去看望,每次去了,他必给每人倒一杯酒。

04

李觉院长退下来以后,仍牵挂着九院、二二一厂、九〇三厂的事情。他拄着一根木棍子到机关来,一把大胡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拂,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势。我们远远看着老人家走来,有时会开玩笑说,老神仙来了。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发现他把胡子剪短了。我说:“好不容易把胡子留得这么长,怎么给剪了?”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有几件衣裳用的是拉链,拉拉链的时候经常把胡子给夹进去了,我一生气,就把它给绞了。”我说:“可惜了。”

以后老人家的胡子再也没有留到以前那样长了。

05

马祥副院长当时在九院主管器材工作,经常出去联系业务。有一次正巧司机班的小车都出去了,马副院长急了,说:“给我派辆卡车也可以!”

后来马副院长调走了,我在一个座谈会上碰见他,期间进院里头九所科研楼去参观一个展览,经过邓稼先院长的塑像时,马副院长说:“咱们给邓院长鞠个躬吧。”我们就向邓院长的塑像鞠了三个躬。

06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看见朱光亚副院长笑过,他看起来好像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

有一天早上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拖地,忽然听到一声叹气。回过头一看,朱副院长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办公桌前,刚才就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07

吴际霖副院长在九院主管科研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他保留了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走路说话都急急火火的。他的夫人也是个利索干练的四川人,在家除了照顾两个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

那时他在青海基地工作的时间居多。有一次他回青海,我帮着把东西拿到楼下正准备上车时,吴副院长一回头,发现他的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慢慢挪下楼来了。吴副院长赶紧上前搀着她送回到二楼的家中。

08

1968年,郭永怀副院长从青海基地返回北京,夜航班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进入一片玉米地,发生起火爆炸,郭副院长和警卫员牟方东(我的战友)牺牲了。

当时郭永怀唯一的女儿还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插队,紧急把她叫回了北京。小姑娘过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说有笑的很高兴。当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后,她顿时哇哇大哭起来。

09

1994年,在花园路三号的九所综合楼召开了一次军工史“核武器卷”编委会会议,会议期间的一天中午,李觉院长决定去塔院看望一些九院的老同志,我陪他一起一家一家地拜访,上楼下楼一个下午跑下来,50岁的我已经腰酸腿疼,大我30岁的李院长精神头很足,但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记得从徐步宽家出来,李院长一边下楼一边回头和徐步宽说话,一脚踩空差点绊倒,我赶忙扶住他。

在陈忠贤家,李院长问陈忠贤:“你能不能站起来?你站起来让我看看。”陈忠贤那会儿说话已经不利落了,不过他的家人说把他扶起来还能站住,于是我扶住他站了一会儿。

10

2005年我退休前有一次去看望李觉院长,他对我说:“现在眼睛不行了,看点东西挺费劲。”又说:“我现在这个起搏器快到期了,到期后我就不准备换了,就结束吧。

我急忙说:“李部长你可千万别这样想,你看你现在癌症控制住了,气色也不错,身体也没有太大的毛病,你可别再这样说了。”

这些老前辈从不讲自己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年老以后,却总认为给国家增加了负担。

11

2009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十,是李觉院长95岁生日,我去看望。老人家气色很好,但腿脚已不灵便了,坐在一个沙发上。

他爱吃大虾,我带了两盘,他说:“你又花钱。”我问他:“魏大姐还好吗?”(魏侠是李院长的夫人)他的耳朵背,可能没听清。他家的男保姆低声地对我说:“你别提魏侠,他一想起魏侠,就闹着要去看她。他上下车特别费劲,出门不方便。”

作者(右)与李觉院长合影

12

2010年2月12日,李觉院长逝世了。过了几天我和张起龙约定去李院长家吊唁,一同进门的还有二二一厂退休人员韩威等几个人。

我问老爷子最后是因为什么病走的,他的大女儿英英说他最后所有器官都不行了,这么说吧,就是俗话说的“老死了”。

站在李院长的遗像前,我想起了一年前他生日时我去看他,当我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准备和他说再见的时候,李院长脸上的表情和眼神我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时他是不是已经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编辑: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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