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万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66元增至140211元，折合21188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70年间，中关村由“村”到“园”，如今迈向中关村科学城；重工业代表首钢从火到冰，打造城市复兴新地标。

70年间，从一穷二白到工业立足，再到第三产业唱主角，北京产业结构巨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历史的纵贯线上回望，北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主导产业由轻变重再变轻，发展逻辑从做加法到做减法，首都北京谋求升级发展的每一次转型，都成为共和国70年巨变的深刻印记。

产业变奏：

“二三一”到“三二一”

一杯咖啡的工夫，龙视传媒的负责人高鹏说服了客户，价值百万元的广告策划拍板定案。北京CBD，共享办公空间里的咖啡桌，见证了这支年轻创业团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再到成百上千万元产出规模的策划案。

30多年前，时任市规划院院长的柯焕章就曾幻想过这一幕。当年他率队出国考察发现，英法等发达国家的首都早就建立了商务区，金融、保险、文化等产业云集，商务精英们喝一杯咖啡的工夫就可以创造好几万元的经济价值。

“小时候这里叫大北窑，环顾四周全都是厂房，出了三环甚至都是庄稼地了。”在高鹏的儿时记忆中，彼时的北京遍地工业大院，处处上演着工业奇迹。

西边的首钢犹如钢铁森林，“一五”计划时就提前16个月完成既定目标；东北郊的北京电子管厂，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南边的焦化厂是国内最大的商品焦炭供应和出口基地，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炼焦炉；如今寸土寸金的CBD国贸路口，当年则是“铁十字”，聚集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综合仪器厂等十多个大厂……

这些工业地标，撑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重工业产业结构，更为大国首都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数据显示，1978年北京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3.2亿元，是1965年的4.66倍，年均增长更是达到12.6%。到1978年，北京三次产业比例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3∶37∶40低水平均衡，改写为5.1∶71.0∶23.9，工业占比已超7成。

有人数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烟囱还有1.4万多根。然而，新的难题摆在了政府决策者面前——对于资源短缺的北京而言，工业发展带来的能源、水源、环境、交通等矛盾凸显出来，商业、服务业短板突出，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北京城，该如何发展、又该如何破解产业矛盾？

发展商业、服务业，成为北京产业变“轻”的必然选择。纽约有曼哈顿，巴黎有拉德方斯，东京有新宿，香港有中环，作为商务服务的承载核心，大国首都北京的商务中心区设在哪里，这是破题的关键之笔。

地处天安门正东5.5公里，位于东部地区进城的主通道，大北窑这片商家必争之地，进入决策视野。可在当时，这里还是一大片传统工业企业。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北京汽车制造厂、金属构件厂、雪花冰箱厂、北京吉普车厂等等，这些北京人叫得上名字的工厂，都坐落于此。运货大卡车每日进进出出，为大北窑打上“铁十字”的时代烙印。

1983年，北京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中央对“83版总规”的批复中明确：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而应着重发展“高精尖”、技术密集型工业。第二年，集办公、展示、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蓝图绘出。随后，金属构件厂、高压气瓶厂原址拆平，开建国贸大楼。

国贸开业当年就办了第一次亚太地区博览会，被称为“10亿人民和世界相会之地”。“虽然只建起了一栋37层的国贸大楼，但外企争先落户、群英荟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刚建成，嗅觉灵敏的美铝集团负责人一眼就相中了国贸这块宝地。

退二进三，产业变奏大潮已至。1994年，北京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格局由“二三一”改写为“三二一”。次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突破50%，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4.8∶42.7∶52.5。

产业由重变轻，为北京带来了更有活力、潜力和生命力的产业。高鹏租用的办公空间，地处郎家园6号院，过去曾是医疗设备制造厂。而今，这里变成了郎园文创园，先后服务和孵化过凤凰网等近百家企业，园区里一年产值可达106亿元、人均产值贡献265万元。

整个CBD中心区，2018年实现产值1664亿元，总税收484亿元，税收过亿元的楼宇就达到56座，其中国贸中心纳税额超过59亿元。3.99平方公里的CBD，从面积看不过“弹丸之地”，为北京贡献的经济价值却令人惊叹。

进驻CBD的企业同样非同寻常。世界500强有157家进驻，北京3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都布局在此。大北窑的“减重”，也对应着北京产业格局之变。到2018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攀升至81%。“北京市在产业发展上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主线没变——去重去粗、精益求精。”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中关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已经从昔日的小村落蜕变为全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地。图为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入口一角。

科技创新：

“三城一区”汇聚新动能

海淀桥西北角，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的一面墙上，挂着100多位掌管“前沿企业”的企业家照片。来参观的人们赞叹：“这应该是全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这其中，一位叫陈震的企业家才26岁，已经当了5年的CEO。

别看年轻，陈震抢占的是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领域。“大街小巷这么多O2O企业了，我们就不跟风了！”2014年的科技圈是属于O2O的，大批创业团队涌向这一行业。同年创业的陈震带着“速感科技”团队逆风闯入人工智能的视觉领域。速感科技要做的，是给机器人装上一双“眼睛”。

这谈何容易？机器人要想在家庭、工业厂房、商场等不同现实空间自由游走，就得靠“眼睛”感知周围世界的光线、深度、距离。之后，要实时传送到芯片中计算，再规划路径躲避障碍物，实现自主导航。然而，难就难在如何让这一切都在几毫秒里完成。

这是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一块短板。陈震找来了很多像他一样的“学霸”：他在北航的同学张一茗，自小就是机器人爱好者及资深SLAM研究员；年纪轻轻的吴欣既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士、硕士，又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学位……大家聚在一起，合力研发出国内第一套基于视觉的定位与构图体系，帮助机器人获取三维空间环境信息。

成立两年，公司吸引来了曾就职微软的产品规划师；成立3年，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5年，获得4轮次12家中美投资机构超过1亿元的融资。陈震的速度，就是中关村科技创新活力的最好见证。

科技创新潮涌，惟勇进者胜——这是中关村双创大军的共同基因，也是中关村从小村落蜕变为全国科技创新发展高地的关键。

早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就向中央提出在此建设地球物理大楼等基建规划，当年中科院物理所在蓝旗营南破土动工。此后，“向科学进军”成为这里的最强音，一大批科研机构拔地而起，人才在此高度集聚。

这些厚植于沃土的科技元素，一直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科学技术的春天。

没有鞭炮声，也没有剪彩。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中关村一间简陋的仓库里悄然开张——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破冰者陈春先，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员、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一石激起千层浪，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科研人员前赴后继走出院所高墙，下海创业，把科技成果变为现实生产力。

很快，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盛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从此，中关村走上了产业从小变大，创新体系从一粒沙到一座塔的跃升之路。

中关村老IT人朱希铎，就是那个年代下海的科研人员，曾担任四通公司总裁，如今仍扎根这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回顾往昔，他坦言，中关村从最初靠一款产品创新吃遍全国，到后来企业单打独斗搞创新，再到如今依托整个产业主动创新，升级之路非常鲜明。

如同一个超级孵化器，中关村滋养着来自全国、全球的创业者。

2019年9月19日上午，位于海淀区安宁庄路的小米科技园正式开园，“北漂”多年的小米公司，终于告别频繁寻找新办公楼的日子，正式有了北京的家。

简约时尚、功能完善的新园区，被小米员工们亲切地称为“清河三里屯”。从中关村一间办公室到小米科技园的八栋楼，从十几个人发展到2万多名员工的最年轻世界500强，小米短短9年多的历程就是中关村创新创业的缩影。在开园庆典上，小米创始人雷军深情表白：“感谢中关村这片创业沃土，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小米赶上了创新创业的黄金时期。”

目前，中关村已聚集高新技术企业2.2万余家，年度总收入突破万亿元规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六大高新技术领域收入占比超八成。

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关村实现了一批重点突破：北斗星通发布国内首款28纳米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小芯片；芯视界自主研发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实现了光谱仪的传感器化；京东方实现量子点自发光显示国内零突破……

如今，北京正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主要载体，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也是全球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每天新产生约200家新企业。在最新“独角兽”榜单中，北京有82家，占全国近一半，跻身全球创新第一阵营。北京科技创新的故事，仍在续写新篇章。

腾笼换鸟：

减量发展率先探路

两层大平层、1.1万余平方米，空间比过去大了一倍多，整体租金水平却变化不大；员工有了餐厅、阅览室、健身房，工作幸福指数直线上升；300多个地面、地下停车位，到公证处办业务的客户终于不再有被“贴条”的尴尬……

从金融街搬到一路之隔的“万通金融中心”，让中信公证处副主任闫雅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今年5月28日，阜成门附近的万通小商品批发市场疏解提升，以新身份“万通金融中心”亮相。中信公证处是首家入驻机构。

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到金融中心办公空间，万通的巨大变化，成为北京减量发展的又一样本。

1996年，万通商城开业时是一家高档商场，对标赛特、号称“西燕莎”。没想到后来却连亏三年，压力之下，这里“降格”成为批发市场。万通控股执行董事张国安回忆，当时北京地区批发市场大多为原始的路边摊、大棚市场，但万通有18部自动扶梯，还有货梯、空调，“谁见过硬件这么好的批发市场！招商时还一度打出全国首家五星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口号。”

和所有批发市场一样，万通的烦恼也与日俱增。市场高峰期一年2000多万客流，滚滚人流夹杂着商户的货车、货物、小推车，导致公交车进不了站，停车场也不堪重负，万通一带成了有名的交通“肠梗阻”。

市场内，情形同样令人忧心。18部扶梯常常超载到爬不动，大量货物堆积把消防通道都挤占了。市场安全隐患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再加上电商大潮的冲击，批发市场经营开始滑坡。张国安意识到，市场该另谋出路了。

万通的困境只是京城批发业的缩影。当时，整个“动批”地区共有摊位约1.3万个，从业人员超过4万人，日均客流量超过六七万人。再放眼整个北京，几十年来聚集资源求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到了不得不痛下决心“去病根儿”的时候了。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人口膨胀的根源是非首都功能集聚过多。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关键之举。

2015年年初，“动批”疏解打响第一枪：天皓成服装市场闭市；2017年8月31日，万通市场突破重重阻力实现关停，又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改造，终于以“万通金融中心”的新身份亮相。

视野开阔的大堂、通透明亮的玻璃幕墙，焕然一新的“万通金融中心”抹去了批发市场的印迹，迎来了金融圈的白领们。

“聚集资源是一种发展，疏解功能也是一种发展，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20年间，从高档商场变批发市场，再变金融写字楼，万通求变的道理，张国安心里越来越明白。仅拿经济效益来说，现在万通的管理压力和成本大大降低，租金水平却提高了近50%。

通过转型，“万通金融中心”尝到了承接金融街外溢资源的甜头儿。2018年5月，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启动建设，“金科新区”在“动批”横空出世。2019年，示范区升格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中国最富裕的一条街——金融街，与创新活力最强的一“村”——中关村，衔接之处正是“金科新区”。中关村西城园常务副主任马红萍介绍，一年来，已有中移金科、蚂蚁金服等41家重点金融科技企业入驻“金科新区”，注册资本近700亿元。

作为全国首座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近年来疏解关停批发市场数百家，还把数千家一般制造业企业外迁，这是在剥掉“白菜帮”。疏解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做优“白菜心”成为北京的发力重点。

近年来，北京的优势产业，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设市场主体十分活跃，占比从25.1%上升到50.5%。2018年，北京新经济增加值已突破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3.2%；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67%。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成长，正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