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前的今天（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从世人难以涉足的皇家紫禁城到逊帝暂居的故宫，再到普通百姓皆可参观游览的故宫博物院，绝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其中走向民主共和的艰难历程以及无数前辈先贤的卓绝努力，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故宫博物院”匾额由李煜瀛(1881—1973)题写，李煜瀛更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名字是李石曾，其父为清末名臣李鸿藻。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几日，李煜瀛在故宫文书科内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半跪以大抓笔所书，字体为颜体，每字足有普通圆桌大小。“故宫博物院”匾额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于书体过于雄浑博大，故坊间一些人误以为此匾集颜真卿《颜家庙碑》而成。

1914年古物陈列所率先开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同意将政权移交民国政府，从此紫禁城变成了清王朝的故宫。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清皇室暂居内廷，即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区域，日后迁居颐和园，而象征国家政权的外朝部分则收归民国政府所有。

虽然清室产业大都收归国有，但是民国初年政局十分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各地盗卖文物的现象日渐猖獗，盛京（今沈阳）故宫、热河离宫（今承德避暑山庄）两处物品最多，又远离京师，文物安全很难保障。因此，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倡议之下，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了议事日程。1913年，在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导下，北洋政府决定将这两地所藏的各种文物陆续运至北京紫禁城陈列展览，创办古物陈列所，并对外开放部分外朝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第一次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应该从古物陈列所的开放算起。由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任所长由清室护军都统治格充任。无论如何，这毕竟迈出了从紫禁城走向博物馆的第一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古物陈列所于1914的10月10日开放，观者可以从东华门（上图）、西华门入进入。

古物陈列所游览指南

最初的古物陈列所只有武英殿一处展室，后来逐步扩大到文华殿、三大殿等区域，用作库房或展厅。为了改善文物保管条件，1914年6月在咸安宫遗址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物库房——宝蕴楼，这称得上是我国博物馆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保存藏品的大型现代文物库房，至今仍完好地在故宫博物院内发挥着重要功用。文物库房和陈列展室准备完毕之后，古物陈列所于1914年10月10日正式开幕。当日打开西华门、东华门接待观众，人流如潮，各处参观者比肩接踵。据统计，至月底，二十天内共接待观众一万一千余人次，这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

古物陈列所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和反复辟斗争的重要成果，它曾占据今日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在当时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它在保存文物、保护古建、展览开放、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安全保卫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的新纪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1948年，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段勇先生高度评价了古物陈列所的历史价值：“古物陈列所的开放是整个紫禁城开放的先声，它为整个故宫的开放作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整个故宫的开放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古物陈列所的许多规章制度也为后来的故宫博物院所借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物陈列所不愧为今日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之一。”

滞留13年，溥仪终出宫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清皇室暂居内廷一段时间之后，应当彻底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但是，从1911年到1924年，13年过去了，溥仪仍未履行“移宫”之约，其间还图谋复辟，破坏共和，宫中珍宝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散失。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倾向革命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担任临时执政府代总理，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

1924年11月4日，临时执政府议将清室小朝廷“即日移出宫禁”，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具体由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与国民代表李煜瀛负责执行。次日，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与外界的联系，鹿钟麟、张璧二人率领国民军20多名士兵和40多名警察进入神武门，直奔溥仪住所执行驱逐出宫的命令。清室被迫同意《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但希望收拾物品完毕之后再搬出宫禁。李煜瀛正色道：“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无职守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旧归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专责成。”这就为保存历史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宫女神武门出宫

太妃的箱笼出宫

双方为此事争辩纠缠许久，鹿钟麟担心节外生枝，便以武力相威胁。前清摄政王载沣来到故宫，一看到这情形，知道再坚持已不可能，无奈只好劝说溥仪立即出宫。当日下午，溥仪及他的后妃等人乘坐国民军司令部为其预备的汽车，前往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溥仪出宫后，留守故宫的国民军士兵和警察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各宫殿和存放物品的场所逐一贴上封条，加了锁，以备日后点查登记。

武昌首义纪念日定为开院日

溥仪出宫之后，载沣及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仍不死心，又向国民军方面要求发还私产。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在外交界极力奔走，希望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此事。为了尽快接收故宫，杜绝清室觊觎之心，民国政府于1924年11月6日夜发布了一道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随即，由政府9人和清室5人共同组成“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并聘请教育文化界名流李煜瀛任委员长，共计15人，着手点查清宫物品，筹备建立博物馆。

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李石曾）任主任，筹组故宫博物院。

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清室方面5位代表全未出席，以示抗议。会议提出了点查清宫物品办法，讨论并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并对启封、点查、登记、编号、造册、摄影等步骤、手续，以及点查与监察人员的组合等问题，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11月24日，清宫物品点查工作正式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规模庞大、品种繁杂的点查工作基本完成，善后委员会陆续编辑出版了28巨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计117万件文物，完全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点查期间，北京时局动荡，冯玉祥被迫出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多次阻挠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善后委员会顶住各方压力，努力进行清查工作，“大有千万吾往之慨，其勇锐为尤甚。”1925年7月31日，善后委员会在溥仪出宫前居住的养心殿卧室内，发现了清宫遗老金梁、康有为等人与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证8件，清室妄图恢复帝王旧制、破坏民主共和政体的意图暴露无遗，这更加证实了将溥仪驱逐出宫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人们由此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足以杜绝清室复辟和执政府袒护之心。

1925年初紫禁城内的封条

9月29日，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决定于当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又称“双十节”，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武昌首义的日子，具有纪念意义。可以说，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开院的日子确定之后，随即开展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曾参与此事的那志良先生回忆道：“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变成永久机构，一天便会发生问题。可是筹备的人苦了。虽然事先有了风声早加准备，前后也不过二十多天。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的地点，都是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到妥当地方，打扫刷洗，安置陈列柜，然后到各宫去提取展览的东西。提取的时候，要备提单，要算计需要数量，要看看是否赝品，提到之后，又要刷洗编目、写展览卡片，才能一一陈列起来。这是多么紧张的工作！”尽管筹备工作有些仓促和不足，但是经过同仁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可以在双十节举行盛大开院庆典，迎接广大民众前来参观了。

开放首日观者如潮

虽然开幕典礼的时间定于10月10日下午，但是上午就有很多游客来故宫博物院参观了。据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五十年》记载，“十月十日的早晨，不到八时，神武门外已站满了人。九时开门，一拥而入，真是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吴瀛先生在《故宫五年记》中也真实记录了他当天到院的情形：“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余适以事入宫略迟，中途车不能行者屡，入门乃与眷属及三数友人，被遮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两小时之久，始得前进。”由此可见当时参观的人群可谓摩肩接踵，以至于将宫内夹道都堵塞了。

开放当日参观者

除了汇聚古代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建筑群之外，皇宫内廷禁地原状以及深藏皇宫、极少数人独享的艺术瑰宝、精品文物也通过举办各种展览的形式一一呈现在普通观众面前，因此参观展览的公众是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当时那志良先生正负责展室安全，据他描述：“展览室中的拥挤更是不堪，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也出不来。那天，我被派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这里陈列的是大婚图、南巡图等，是画得鲜丽精细，雅俗共赏之物，看的人愈看愈有兴趣，停在那里不走，后面的人陆续涌入，他想走也走不出去了，于是室内拥挤得堵塞在那里。我起初是立在那里，嚷着请靠近门口的人走出去，让后面的人陆续松动，没有人理会，后来我登在凳子上嚷，依然无效，只好听其自然。有一位参观人衣着颜色别致，引我注意，我看他一进门，便被后面的人与前面的人夹在当中，作了夹馅饼干的馅子，夹了许久，徐徐移动，然后被夹了出去，在室内虽看他时时伸伸脖子，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挨夹一个多小时，又转向其他展览室去了。这种情形的参观人，恐怕不在少数。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览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别的地方，也只有把栏杆挤断等小事，真是幸运极了。”

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可谓轰动一时、万众瞩目的大事。吴瀛、那志良先生的记述是来自创建人员的视角，而社会民众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时有许多报纸就此发表评论，其中一篇《故宫博物院中东两路参观记》高度赞誉道：“前昨两日，为清宫全部开放之期，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不可谓非建国以来，求治益乱，求合益分之现象中，独此一事，是以差强人意者。”此文还描述了民众踊跃参观的场景：“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出乾清门，金狮一对，蹲之左右，扣之铮铮有声，抑若不知宫殿之非故主所有矣。”

开院典礼现场

当然，社会上对故宫博物院的准备工作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10月13日《社会日报》发表了著名报人林白水先生的一篇文章《故宫博物院之不满意》，他首先感慨“其时游人杂沓，各现得意之色。盖三千年帝国宫禁，一旦解放，安得不惊喜过望，转生无穷之感耶？”接着对故宫博物院的筹备工作提出了批评：“自该委员会接收故宫以来，筹备已届一年，时间并不匆促，所荟萃之人才，在表面上观之，不可谓不多，惟该委员会诸君，平日所关心者，似只在于如何联络军阀，如何利用恶势力，以对付敌党，而保全地位之问题。而于正当之筹备，不免过于忽视，故一旦开幕，而所表现暴于外之成绩，遂不得不如此。夫以政治的意味，而搀杂于保管故宫，收藏古物之中，宜其无有是处。吾人欲谋改组委员会，必须于政客党人之外，另行物色称职之人，此凡参观故宫者，所应亟宜注意之一重要提案也。”

无论赞誉还是批评，人们对新生的故宫博物院还是充满了期待与热情。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临时董事会董事庄蕴宽先生主持，以清宫内廷——紫禁城北部区域为主要馆址的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首先报告了故宫博物院筹备经过，随后前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故宫之化私为公，实赖当日军警当局之力，此后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服务其中者，为人民之公仆。且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曾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发言说：“今日故宫博物院开幕，敝人发生两种感想：一即真正收回民权，二即双十节之特殊纪念。”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则再次谈到了“逼宫”的话题：“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人也指我去年所做之事为‘逼宫’，但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作皇帝而为，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当时政要和社会名流蔡廷干、于右任、袁良等人也相继发言，祝贺故宫博物院的隆重开幕，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从此，紫禁城南北区域虽然分属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两个不同的单位管辖，但整个故宫已不再留有禁区，整座紫禁城都变成了国家的博物馆，普通民众完全可以自由进出参观游览了。1948年，院所合并之后，故宫博物院涵盖了完整的紫禁城区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主持了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维护工作的马衡先生曾说：“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故宫博物院的开幕，是民主革命的又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鲜明标志。它不仅仅只是一座博物馆，更象征着封建帝制彻底结束，皇家的权威和尊严被彻底摧毁，民主共和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