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初版。这一部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对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见史料加以系统研究的历史学、社会学著述，一经面世，即大获好评，读者十分踊跃。同年2月、4月、6月三次再版，仍供不应求。一部学术著述，能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大众读者中产生如此反响，实在是难得一见的。书中有言：“为中国之旧学自甲骨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绝非过论。”此言上承“雪堂”与“观堂”，为“甲骨学”正名而发声，与“彥堂”在安阳殷墟的“一掘定音”遥相呼应（郭、董二人确曾因研讨学术而有过书信往还），可谓“一言定鼎”，自成“鼎堂”。“甲骨文”与“甲骨学”，“甲骨四堂”之学，就此定论定调，在中国学术界初露“显学”光芒。

▍ 上海《時事新報》,刊发《河南安阳发现古物》之报道， 1929.12.05

另一方面，将“甲骨学”最终推上“显学”地位的，还有一股潜在的“社会力量”不容忽视。这股“力量”，非关纯粹学术研究，非关文献求索与考古发掘，而是来自文艺界与文学界各界人士对“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浓厚兴趣与大力推扬。

譬如书写“甲骨文”的风尚，一度流行于文人雅士的社会阶层。“甲骨四堂”都曾有以“甲骨文”书写的对联、条幅、挂屏、扇面等存世，这些书迹，当年或为兴之所致，或为应酬友朋，都从客观上推动了“甲骨文”的传播，扩大了“甲骨学”的影响力。

1921年，罗振玉出于书法兴趣，在当时考释出来的甲骨文字仅约500字左右的条件下，“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1925年，罗氏编著《集殷虚文字楹帖》付印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甲骨文”书法集，由此也开创了以“甲骨文”集字进行书法“创作”的社会风尚。继罗氏之后，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同好也纷纷效仿，集甲骨文字为楹联，1927年又以《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为名，由上海东方学会印行。此书汇总罗、章、高、王四家所编“甲骨文”集联，共收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十言等400余联，由罗振玉亲自手书付印。

▍ 罗振玉“甲骨文”书联

此后不久，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金石书画皆擅的杭州人丁辅之（1879—1949年），于1928年编著完稿，1934年正式印行《商卜文集联》一书。是书集甲骨文字为楹联，共收四言至十二言计222联，附集七绝诗30首。丁氏平素喜游名山大川，游必有记，记必有诗，诗必集甲骨文字并附释文，1937年5月，丁氏百余首集甲骨文字而写就的游历诗文合辑为一册《观山游水集》出版发行，在当时的国内艺坛中，亦堪称创例。在此期间，1935年戴迥云《集殷虚百联》，1937年简琴斋《甲骨集古诗联》相继印行，仍是以“甲骨文”集字进行书法“创作”这一风尚的延续。

▍ 丁辅之“甲骨文”书游雁荡诗

另一方面，及至1928年首掘安阳殷墟之后，董作宾对“甲骨文”书写及书法创作方面的认识也随之深入。因为长期参加殷墟科学发掘并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作为接触“甲骨文”实物和摹写“甲骨文”最多的人，董氏曾摹写过甲骨原片达万余片以上。因此，董氏的“甲骨文”书法形象真切，最能得“甲骨文”的形似与神似。

与罗振玉以篆书笔法摹写“甲骨文”不同，更与丁辅之等非甲骨学者的摹写有别，董作宾摹写“甲骨文”，用笔如刀，起笔藏锋，收笔出锋，笔致秀朗，端丽典雅。董氏书法既有笔墨趣味，又保留了“甲骨文”犀利劲峭的锲刻特点，疏密得体，刚劲壮丽。为了便于鉴藏者辨识，他还在作品的旁边注出释文，更兼艺术与学术双重价值。董氏所作《甲骨文与中国文字》一文中，对“甲骨文”书法创作还有着独到见解，文中称：

“书法只是美术品之一，不能用学术立场加以限制。现在甲骨可写的字，虽有一千五百字，可是，不绝对可靠的还不少。即如可靠，古今用法不同，有些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须借用‘假借’；有些字须只从一家之言。”

▍  董作宾“甲骨文”书扇面

▍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董作宾摹写，1959年书于台北。跋文称：“此殷代中兴名王高宗武丁征伐鬼方卜辞也。见于《菁华》第二版。”

1947年赴美国讲学期间，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也随之在海外广为传播，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文化重器”。据其子董玉京所著《我的父亲》一书，可知也曾一度暂寓美国的董氏友人胡适，曾经这样形容董氏的“甲骨文”传播之广，称其“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仅此一语，足见董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在海外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着“甲骨学”渐成“显学”的背后，如董氏这样的代表性学者所独具的“跨界”续影响力与推动力。

最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对“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与“甲骨学”这一专门学术的推介普及，除了有文化艺术方面的“同好力量”之宣扬，还有来自文学界的“作家力量”之渲染。

“甲骨四堂”之外，还有一“堂”，也为“甲骨文”的海内外传播贡献过力量。此“堂”即林语堂（1895—1976），就是那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外驰名的著名作家。其代表作《京华烟云》，小说中重要人物姚思安即是一位“甲骨文”鉴藏家，其女姚木兰更是从小即习知“甲骨文”，聪慧过人；且在小说中还设置了当北平即将沦陷于日军之际，姚氏为民族大义、为国宝免遭劫掠而忍痛焚毁“甲骨文”的情节，这一情节令读者过目难忘，感慨万千。

▍ 林语堂《京华烟云》英文版“Moment in Peking”，1939年美国纽约初版

《京华烟云》一书，本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至1939年间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英文书名为“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是转译为中文后的书名，也有译本将书名译作“瞬息京华”（1940年5月中英出版社初版，顾宗沂编注）。此时，中国国内全民族抗战正如火如荼，林氏有感于此，将这部作品题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乃是林氏原拟将《红楼梦》译作英文向西方读者推介，因故未能译成，遂又决定仿照《红楼梦》的结构，用英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就有了《京华烟云》。

这部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并在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自1939年底在美国纽约初版，社会各界反响极其热烈，据上海《西风》月刊第四十二期报道，“不到十天，已销去二十万本”；美国《时代》周刊则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正是在海外热销期间，中译本《京华烟云》又迅即于1940年6月、10月及次年1月，分上中下三册在上海出版发行。抗战胜利后，又多次再版重印，深受国内读者喜爱。之后不久，此书意大利语译本、荷兰语译本、日语译本等多国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这部小说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文版，1940年上海初版

据目前已知的历史信息，林语堂曾于1940年与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皆是因这一部《京华烟云》的盛誉。可以揣测，在这样一部海内外热销、好评如潮的小说中，林语堂在小说中设置“姚思安”这样一位“甲骨文”鉴藏家的角色，应当是为众多读者所注意到并有所关注的罢。联系到从1899年到1928年，中国自安阳殷墟发掘及各地私人收藏的“甲骨文”大量流散于海外的历史背景（据考，至少有2万余片甲骨流散海外，分属于12个国家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海外读者对“姚思安”这一中国人物及“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熟悉度与亲切感，也应当随之而有所深化罢。

应当说，纵观自1899年前后首次发现“甲骨文”，至1928年首次考古发掘安阳殷墟，以及1949年之前饱经战乱却方兴未艾的“甲骨学”的不断发展历程，正是来自学术界、文艺界、文学界的多领域实证与互动，产生了持续深远的“跨界”合力，才使“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真实性与影响力，在国际国内都得以充分确立。在此基础之上，“甲骨学”终成“显学”的历史趋势，已无可阻挡，已昭然若揭。

▍ 1937年殷墟发掘现场

随着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新时代的殷墟发掘也拉开序幕。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至1986年，已经进行了20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极大的丰富了“甲骨文”样本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组集体编辑，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也随之应运而生。

此书是中国现代“甲骨学”方面的集成性资料汇编，于1978—1982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选录上个世纪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拓本﹑照片和摹本﹐共计四万余片之多。此书将“甲骨文”发现80年来，除《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所收和后出的材料外的现有“甲骨文”资料基本收齐，并经过辨伪、去重、断片缀合、分期、分类的科学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遂成“甲骨学”发展史上集大成之作。

至本世纪初，殷墟的发掘仍在继续，关涉“甲骨文”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至此，“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的学术观点已为定论，无可置疑。“甲骨文”的真实存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 商王武丁时期，般无咎全甲刻辞（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罗振玉旧藏(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这片卜骨是罗振玉旧藏著名的甲骨大版之一,曾著录于《殷虚书契菁华》(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961年，殷墟列为第一批中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殷墟》特种邮票1套3枚，3枚邮票选取了“甲骨文”、“司母戊鼎”与“玉蟠龙”为各自主图，首次以“国家名片”形式，集中展示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时代文明遗产。值得一提的是，第1枚“甲骨文”邮票，主图选取的是那片著名的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这片卜骨是罗振玉旧藏的著名甲骨大板之一,曾著录于《殷虚书契菁华》，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文”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学科，是研究中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学术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