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反罗振玉，反甲骨。那谁是找到甲骨学“实锤”的人呢？

答案：“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

▍董作宾（字彦堂，1895—1963）

董作宾出生于河南南阳，1923年至1925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开始研习“甲骨文”。1928年初，已在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的董氏，因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得不返乡在南阳第五中学任教。也正是在这一年暑假期间，去安阳考察时，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正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1896—1950）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

同年10月13日，董作宾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800余件，这即是前述章太炎提到的“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研究院又派人往洹上一带搜求”的事件（章氏误将新成立的中研院视作中大机构）。

事实上，被章太炎认定“连环伪造”的这一次考古发掘，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董作宾在事前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系统科学筹划，此次在殷墟的“心脏”地带——小屯，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其中，甲骨残片近800件。

▍1928年，董作宾(右)与李春昱，在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中测量绘图

这一考古发掘的结果，以实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确证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为当时正在勃兴的“甲骨学”奠立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基础。可以说，董作宾于90年前首掘安阳殷墟，为确立“甲骨学”的主流学术地位，有着“一掘定音”之功。当时，傅斯年的豪言也因之掷地有声，他激奋的宣称“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

其实，就在此次发掘两年之前，可能是当时“最善疑古的史学家”——“古史辨”学派领军人物顾颉刚（1893—1980），也已经公开表示确信“甲骨文”的史料价值，并且已然与其早年推崇的章太炎学说保持距离，转而追随王国维的学术路径。在其1926年撰发的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坦陈自己治学理念的转变，就曾评述过章氏学说的积弊，确认了“甲骨文”研究的价值，文曰：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董作宾题拓殷墟“大龟七版”之一。此拓片所拓甲骨为小屯北地所出，存字六十八，又重文八字。董作宾注记出自H127坑，此应为侯家庄南HS-20所得甲骨之拓片，大龟七版之一。大龟七版：含六个完整的腹甲和半个背甲。1934年4月发掘出土于侯家庄南地。

▍旧拓殷墟出土龟甲文字，董作宾题拓

显然，仅此一段评述，即可知不但“最善疑古的史学家”顾颉刚早已不会“抹杀”先前传世与新近出土的“甲骨文”，且还他本人还首当其冲的批评了“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的，曾为其颇为“爱敬”的一代宗师章太炎。这一段评述，也迅即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对顾氏观点颇有同感者应不在少数。

譬如，1928年11月15日，也就是董作宾等在安阳首次发掘一个月之后，青年学者闻宥（1901—1985）就曾撰发《从章太炎到王静安，从王静安到科学的国故学》一文（刊于上海《时事新报》的“中国学术周刊”），表示完全赞同与支持顾颉刚的观点，并预言王国维的学术方法及“甲骨文”的研究，必将是“国故学”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而另一位“疑古”健将，自“五四运动”以来崭露头角的著名文字学家钱玄同（1887—1939），本是章太炎门下得意弟子，位列“章门四王”之“南王”（其余为：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北王吴承仕），虽早年笃信师说，以篆文为宗，可也早在1923年前后，开始转变观念，逐渐认可并接受了“甲骨文”及其相关研究成果。

据其1923年元旦这一天的日记可知，钱玄同在与友人马衡（1881—1955，字叔平，金石学家、鉴藏家，在甲骨文鉴藏与研究方面亦有建树，后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谈话中提到“近人研究甲文、金文之得失”，“我以为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三人最精”；又称“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这样的说法，已然将其向来推崇的近世今古文两大家——康有为与其师章太炎，排斥于研究上古历史（尤其是商代之前的历史）的学术体系之外了。

至于章太炎的另一位弟子，没有在学术界大展身手，却在国内文坛独当一面的鲁迅（1881—1936），思想上本也有着强烈的“疑古”立场，但对“甲骨文”的关注，却是无比热烈。早在1917年前后，即已开始接触“甲骨文”，并着力搜罗各类相关文献。直至1933年，《鲁迅日记》中仍有大量购置“甲骨文”拓本及相关图书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这类拓本与图书，鲁迅在十余年间购置了16种之多。从1917年1月28日购置罗振玉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至1933年5月12日购置郭沫若所著《卜辞通纂》，前述“甲骨二王”、刘鹗、“甲骨四堂”的著述，基本皆搜罗齐备。

话归正题。且说在首次发掘初获成功的激励之下，从1928年到1937年，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多次后续发掘，共计15次，出土甲骨总数近两万五千片。其中，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前7次和第9次发掘），随后充分吸取各次考古发掘之成果，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1931年，董作宾撰发《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次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撰发《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创立了甲骨断代学，为“甲骨学”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抗战期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抗战胜利之后，又汇集历次考古发掘的丰硕史料，集合已有学术成果来专门探讨殷代年历之学，于1945年编著出版《殷历谱》，此书被誉为“甲骨学”纪念碑式著作。其后主编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二书（分别于1948年与1953年初版），共选录抗战之前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一万余片。194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因其在“甲骨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董作宾摹绘殷墟出土甲骨（大龟七版之四、之五）手稿

值得一提的是，与“彥堂”董作宾一道，原本也可以荣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之列的，还有“鼎堂”郭沫若。当时由胡适提议，郭沫若原本位居“考古学及艺术史”院士候选人首位，排在李济、董作宾、梁思成等人之前，且已获表决通过。之所以位居候选人首位，主要原因还是鉴于其在“甲骨学”领域内的非凡成就。虽然因种种原因，郭氏本人最终没有领受这个“院士”头衔，可其人其学在“甲骨学”领域内的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字鼎堂，1892一1978）

简明扼要的讲，郭沫若之所以跻身“甲骨四堂”之列，完全是靠自身的聪敏刻苦与努力奋斗。郭氏本人没有可资倚仗的“家学”与“师承”，也没有优裕深厚的“鉴藏”与“古学”根基，更没有进入专业院校及相关学术机专研与深造，仅凭自学自习而独树一帜，这一段郭氏自学成才乃至“自学成师”的生涯，在整个“甲骨学”发展历程中，也堪称传奇。

原来，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因撰发《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因此受到当局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流亡生涯。正是在这十年流亡生涯中，从对“甲骨文”一字不识起步，郭沫若却依靠刻苦自学，从一名“通缉犯”摇身一变，以一己之力登堂入室——步入“甲骨学”的殿堂，终成“甲骨四堂”之一。

1928年6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的书店中，首次读到了王国维手书、罗振玉编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对书中内容萌生浓厚兴趣，由此开启了“甲骨文”研究。在生活极端困难、经济极为拮据的情况下，他坚持经常去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将其所藏的大量甲骨文、金文著述，一一通读自习。随后，编撰出以《卜辞通纂》（1933年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初版）与《殷契粹编》（1937年东京文求堂书店初版）为代表的多种“甲骨学”及相关研究著述；这些著述新见迭出、新论时现，郭氏其人其学俨然已为“甲骨学”领域中新生力量。

▍ 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日本文求堂初版。

据考，郭氏的这些著述，足以奠定其“甲骨学”领域内的学术地位之原因，概括起来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其著选取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各家所藏珍品，其中有不少是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未见或遗漏者，其史料价值无可替代，且郭氏对这些甲骨文字的考释又多有新见，有“发前人所未发”处。其次，郭氏在考释甲骨文字的过程中，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有着特殊贡献。再者，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图像与拓本的基础上，郭氏对“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规律，诸如文字考释、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很多足以匡补乃至超越前人的创见。

▍郭沫若《殷契粹编》，1937年日本文求堂初版

最后，郭氏还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甲骨文”及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在其著述中明确宣称“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况，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粉饰、阶级的粉饰……我现在即就诸家所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这里提到的“新兴科学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及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