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骨四堂”，前边已经约略介绍了“两堂”，即“雪堂”罗振玉与“观堂”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历程与主要学术成就。那么，余下“两堂”，即“彥堂”董作宾与“鼎堂”郭沫若，又搞了些什么“名堂”呢？且慢。在这后“两堂”跻身学术前沿之际，“甲骨学”领域还发生过一桩极重大的事件，其影响力之持续深远，甚至不亚于“甲骨文”之发现本身。这一事件，曾一度为“甲骨学”的发展蒙上阴影，但又从客观上激起了社会各界对“甲骨文”与“甲骨学”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辩证，成为“甲骨学”持续壮大，后“两堂”续有成就的“催化剂”。

▍章太炎（1869—1936）晚年照

1935年11、12月，上海《唯美》杂志第9、10期，连载了一通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致青年学者金祖同（1914—1955）的信札影印件。如果仅仅是欣赏章大师的书法，或者是观瞻一下二人的“忘年交谊”也就罢了，可细读信件的内容，却不难发现，这竟是时年66岁的章大师在向年仅21岁的金小弟，长篇大论的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痛责“甲骨学”误人子弟。

▍金祖同（1914—1955），章太炎致青年学者金祖同的信札中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

原来，当时在上海真茹镇求学的金祖同虽年纪尚轻，已对甲骨文发生浓厚兴趣；因自幼聪慧过人，在“甲骨学”方面已颇有涉猎，为此致信当时寓居于上海同孚路同福里十号的章太炎，以求研讨。章氏的首度回信开篇即语：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伪且勿论，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徵，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非特甲骨文为然，钟鼎彝器真者固十有六七，但其文字之不可识者，又谁实识之？

这一通写于1935年6月28日的回信，对矢志“甲骨学”的金氏，可谓当头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章氏不相信真有“甲骨文”存在，更不屑于罗振玉等开创的“甲骨学”，可谓溢于言表。

不过，金氏并不甘心，又陆续向章氏去信多封，于是又有了第二、三、四通章氏回信（1935年6月至8月间）。这些回信，除第四通章氏回信因杂志停办未能刊发出来，其余都陆续发表在了《唯美》杂志之上。其中，第二通章氏回信最为引人注目，因其将“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的个人观点全盘托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与鄙视了。

且看1935年6月30日的第二通章氏回信中，开篇即道出了所谓“甲骨文”乃“连环伪造”的推断，称：

函悉。考古之士，往往失之好奇，今人之信龟甲文，无异昔人之信峋嵝碑也。原其初起，刘铁云得之于北京西河沿药铺，以伪充龙骨者。当时药铺亦只言出于河南，不定云出于彰德、卫辉。罗振玉附会之，乃有殷虚之说。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研究院又派人往洹上一带搜求，得之村民屋檐下。展转发掘，所得遂多。且村民屋檐下物非有标识，亦不可排闼往取，搜求者何以知之？是必村民自告知耳。 然则，此又洹上之人因殷虚之说而伪造者也。

章氏认定，最初药铺作伪（以普通甲骨伪充药材“龙骨”贩售牟利），之后罗振玉附会（以古书穿凿附会“殷墟”为河南安阳），最后当地村民作伪（因“殷墟”之说流行而以普通甲骨伪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连环伪造”，即是当时“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现并不断被发现的主要原因。

甚至就连1928年中研院（章氏将当时新成立的中研院误认为南京中央大学研究院）董作宾等在安阳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发掘工作，章氏也予以否定，认为乃是当地村民自己事先伪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预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队发掘出的。章氏言下之意，先不必裁定“甲骨文”真伪及“甲骨学”是否成立，即看这一“连环伪造”案，即可知这种学术源起不正，路数不对，令人难以信服。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是其回复金祖同四通回信中篇幅最大的一通，足足写满了八个页面。此信不但对“甲骨文”的“来路”提出了强烈质疑，还引经据典，将从汉代到清代以来伪造远古文字的案例一一罗列出来，意即“甲骨文”乃近人伪造无疑，因为这类伪造向来是有“传统”的。且信中指明道姓的痛责罗振玉，称其“伪造欺人”早有案底，称罗氏先是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汉唐人手迹及元明以来札牍以欺彼中好古之人，后又转以欺中国”。

▍章太炎先生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第二封第一页，首发于上海《唯美》杂志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仍以全文影印的方式，于1936年1、2、3、4月，刊印连载于《唯美》杂志第11、12、13、14期之上。连载的前两期（第11、12期）杂志，冠以《章太炎先生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的总题，与前述第一通章氏回信发表时的题目《太炎先生论甲骨文书》相近似；而连载至第13期时，杂志社为更大程度的博取读者关注，改题为《章太炎大骂罗三：见渠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可谓煞是醒目的“标题党”了。

须知，《唯美》杂志本是一本文艺类的“轻阅读”类型的月刊，内容以各种艺术作品及大众文艺生活之展示，包括金石、书画、摄影、雕塑、旅游等各个方面图文并茂的介绍评述等为主，每期封面还以电影明星照片来招徕读者。试想，在这样一本杂志中，长期刊发《章太炎先生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这类学术性质较强的图文内容，本不一定十分“对路”。

可考虑到作为国学大师的章氏的“名人效应”，以及当时“甲骨文”之发现与“甲骨学”之兴起已渐次呈现于都市大众视野之中，所以也就不惜连篇累牍的连载了下去。当连载至章氏第二通回信第四、五页之际，杂志社编辑方面发现信中竟有直陈“甲骨文”纯系伪造，痛责罗振玉“伪造欺人”的内容，则如获至宝，实在按捺不住要改换题目，直奔“主题”一下了。

▍章氏第二通回信第四、五、六页。

1936年8、9月，章氏第三通回信，又分别刊印连载于《唯美》杂志第17、18期之上。此时，章太炎已逝世两个多月了。第四通回信，因杂志停办，未能刊发。近三年之后，1939年3月25日，章氏在苏州创办的，其生前也曾任主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第五十期之上，终于将这四通回信全部整理成文，冠以总名《答金祖同论甲骨文书》一并发表了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将章氏“遗书”全文刊布出来，也表达着本就是章氏阵营代言刊物的《制言》的学术立场，仍然是坚持“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这一基本观点的。

1941年底，金祖同又将这四通回信重新整理一遍，以全文影印与释文的方式，并请“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作序，金氏自己又撰写了跋文，辑成一册《甲骨文辨证》，重新刊印了出来，在友人之间传阅。当然，郭、金二人在各自序跋文中，均针对章氏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间接向学术界传递了“甲骨学”阵营的主流声音。可惜的是，已经逝世五年之久的章太炎再也看不到也无法回应这样的意见，而此时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期间，此书的流传范围也因之有所局限。

无论如何，从章、金二氏通信研讨“甲骨文”这一事件来考察，上个世纪上半段的“甲骨学”发展虽然迅猛，可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名正言顺，其发展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实际上，章太炎并非晚年时才公开质疑与抨击“甲骨文”，其早年名著《国故论衡》（1910年日本东京国学讲习会初版）中即有“理惑论”一篇，明确表达了对“甲骨文”的质疑，文中称：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学者信以为真。斯亦通人之弊。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璺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 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

上述这一段话，出自时年41岁，刚过了“不惑”之年，被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当时，章氏正壮年，精力充沛、意气风发，讲学多有创见，观点锋芒毕露。此时，《铁云藏龟》等图录性质的“甲骨文”拓本集，已经在国内印行，罗振玉等探访殷墟、购藏甲骨之事，也早已流传开来，追寻“甲骨文”的风尚，正渐趋热烈。章氏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国内这一风尚的。

章氏认为即便古代人骨都会朽坏，“龟甲何灵”，如何能长久遗留至今？言下之意，这龟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伪造者的“新材料”，所以比之青铜器作伪，“作伪有须臾之便”。章氏这一质疑看似有力，实则后来也为郭沫若对龟甲在刻字前后可能经过药水浸泡、防腐处理的设想所化解。至于声称“得者非贞信之人”，乃是直指罗振玉等本即“非贞信之人”，自然脱不了伪造的嫌疑了。这样的指摘，与20余年后，在回复金祖同信中“大骂罗三”的心态是一脉贯通的。因为对某位学者个人无好感，遂成了批驳其学术的理由，恐怕也是其至始至终不认可“甲骨文”的重要原因之一罢。

不难想象，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家，都始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且对参与其中的“甲骨学”开拓者们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众多章氏门徒以及一向推崇与敬重章氏的传统学术阵营中，对此有所认同与默契，应当不在少数。即便章氏逝世之后，这种“门户之见”上的认同与默契，仍在继续。

章氏门下徒孙辈，黄侃弟子徐澄宇(1902—1980)，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书（1937年2月初版），承续章氏观点，继续阐扬师说。其著跋文中自称：

……皆以甲骨谬文穿凿而傅会之，不贤识小，为害日孽，余杭章太炎闻其说而病之，尝力辟其妄而说未能尽，蔪春黄季刚亦欲辨其伪而未皇操觚，今二君相承谢世，而予书适成，九原可以偿尔，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乎。

▍徐澄宇《甲骨文字理惑》，及末页题跋，附“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

跋文末尾，还附有一条关于“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称“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而所谓甲骨刻画宛然，刀钢之痕此亦伪，弥之彰彰者”。关于这一“新证”，后来也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几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的推翻了。且后来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数件青铜刻刀，也证实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锋利的刻制“甲骨文”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之说。

不过，要推翻这一“新证”乃至这一“新证”背后的普遍质疑，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的考古发掘才能予以实现。章门弟子还在普遍质疑“甲骨文”的那个时代，是无法即刻加以有力反驳的。因此，当时要对这些来自章氏师徒的“旧说”与“新证”，一一予以明确的回应与否定，的确是很难办到的。

可以想见，“甲骨四堂”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如金祖同那样的年青学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与责难，在他们的治学历程中，注定还有很多仅凭书斋研读难以确证的疑点与难点。“甲骨学”要一跃成为中国学术里的“显学”，还需要“一锤定音”式的证明——那就是持续规模的、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