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的作承上，“甲骨四堂”不得不提。所谓“甲骨四堂”，乃是指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1866—1940））、王国维（号观堂，1877—1927）、董作宾（字彦堂，1895—1963）、郭沫若（字鼎堂，1892—1978）。“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指称，原是著名学者陈子展（1898—1990）在评价中国甲骨学早期研究者时所做的一句概括简评，这一评价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可能因陈氏是文学史家，为押韵上口计，故随意做了“郭董罗王”的排序。而著名学者、在“甲骨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唐兰（1901—1979），对“甲骨四堂”又有着更为精审，更进一步的评述。他曾以这四位学者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起始先后以及各自学术成就的特点，对之评价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 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对甲骨文成为“显学”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学”成立并“已极一时之盛”之前，还有一位卓越人物，贯通于王懿荣与“甲骨四堂”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承前启后之功，那就是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字铁云，1857—1909），刘鹗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加以确证的人。刘鹗为王懿荣生前好友，二人对“甲骨文”的历史价值，都相当重视。王氏殉难后，其后人为偿还其遗留的私人债务，遂将王氏生前购藏的绝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出一千余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图录《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藏品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至此，“甲骨文”方才成为“天下公器”，中国学者群体也因之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1903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从所藏甲骨中精选出一千余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图录《铁云藏龟》。

《铁云藏龟》中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与之相应，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一向对中国古史抱有怀疑，认为中国可以确信的历史不过两千年的著名学者胡适（1891—1962），后来也盛赞这本书为研究“甲骨文”的“开路先锋”——这条“路”，即“甲骨学”成立之路，即“甲骨学者”涌现之路，即“甲骨四堂”别开生面之路。

那么，“甲骨四堂”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何以竟如此誉满学界，“固已极一时之盛”呢？如果陈子展的概评与唐兰的简述，都还不足以令人较为充分的领会“甲骨四堂”的学术成就，那么，在此不妨再略列史实，以资进一步理解与领会。

且说，刘鹗于1903年11月编印《铁云藏龟》一书，此书乃是从刘氏自藏甲骨中精选一千余片，予以拓印展示。罗振玉参与了此书的甲骨选拓，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甲骨学”研究历程。作为《铁云藏龟》一书的参与者，罗氏深知“甲骨文”之发现意义之重大。刘鹗于1909年逝世后，罗氏还整理刘鹗赠送的未曾著录的甲骨，编辑为《铁云藏龟之余》。

与此同时，罗振玉为了弄清楚“甲骨文”的确切来源，也煞费苦心，倾尽一己之力。须知，当时把持甲骨售卖的古董商人为了垄断经营，对于甲骨的确切来源秘而不宣，只是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导致不少学者误信误判，以讹传讹。直到1908年，罗氏才首先访知甲骨乃是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并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与收购甲骨。1910年，罗氏从新购甲骨中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

既已查获甲骨出土原地，比之王懿荣、刘鹗等人，罗氏购藏与研读“甲骨文”的力度，自然也更为强劲。他先后共搜罗近两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两千余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释读与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样本，空前的扩充了“甲骨学”的样本数据库。紧接着，1914年，编印《殷虚书契考释》；1916年，编印《殷虚书契待问编》，诸此种种，都进一步夯实了“甲骨学”的史料基础。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初版，书前印有罗氏肖像，王国维手书（两人为儿女亲家）

正是在这样的“预设”与“铺垫”之下，与罗振玉素来交好，后来更与之成为儿女亲家的王国维（罗家三女嫁给了王家长子），迅即在“甲骨学”领域大展身手，一度异军突起。1917年，王国维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开创了用“甲骨文”与诸如《史记》等传世文献互证商代历史的先例。诚如此文序言所述，他正是要以此文“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此文中，王氏感叹“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令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仅以这一感叹即可明了，后世学者与读者熟知的，王氏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在运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历史的这一学术方法体系中，“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遗存，具有多么宝贵与核心的价值。

▍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右图即为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左图为此骨（背面）珂罗版照片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撰成之后不久，王国维意犹未尽，在又获见一批新的甲骨拓片之后，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续考”中，王氏以其深厚的“甲骨文”释读功底与文献互证之功力，首次使用了“甲骨缀合”方法，开创了又一崭新的“甲骨学”研究途径。

原来，王国维通过甲骨释读与文献互证的推演，发现英籍犹太富商哈同(S.A. Hardoon，1851—1931)所藏甲骨拓片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中第一页第十片，与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八页第十四片，可以拼合为同一块骨片。这样一来，本是分属于两位不同藏家的两块骨片上的刻字，就可以“缀合”成一份较为完整，更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字了。通过这一次“甲骨缀合”，王国维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基本可信，但“报丁、报乙、报丙”的世次有误，应据缀合后的“甲骨文”订正为“报乙、报丙、报丁”。

应当说，王国维对甲骨残片的研究，不但创造了一崭新的学术方法，还为各类出土与传世古代文献的残件拼合与整合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如今，在先秦竹书、秦汉简帛、敦煌遗书等研究领域已广泛采用“缀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