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垮台后的军阀混战中，来自西方、日本以及军阀自造的各色武器喷吐着火舌。这其中，有一个本土武器“品牌”曾经名震一时。一个繁体“东”字铭刻的厂徽，标明了它们的出身——东三省兵工厂。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辈的经营下，奉系东三省兵工厂曾经号称“东方第一”。

▌辽十三式步枪上的东三省兵工厂厂徽

建厂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枪炮武装了奉军，使其成为军阀混战时期装备最好、火力最猛的军队。只是，这些枪炮虽能让奉军在军阀中称雄，却没有成为守土保国的利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二十余万东北军未做抵抗，东北沦陷。兵工厂和数以万计的崭新枪炮，沦为“资敌”之物。东三省兵工厂“东方第一”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东”字枪炮昙花一现，没有给战乱频仍的中国留下足够强大的武器。

抢政府从日本购买的军械使奉军壮大

1918年，在秦皇岛发生了一场北洋军阀时期轰动全国的“大劫案”。此案打劫目标是能武装近3万人的军火，案值极大，当事人又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这些特殊的因素让这个案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抢劫”。

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军阀们的事，能叫“劫”吗？因而当时被称为“秦皇岛截械事件”。弄明白这个所谓“截械事件”，要从北洋军阀内斗说起。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走向分裂。矛盾最集中的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派分歧不断，明争暗斗。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为了加强武备，和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4000万元借款合同，并以此款从日本购买军火，步枪近三万支。到了1918年，直系军阀冯国璋当上了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被免职。来自日本的军火该交货了，收货方应该是北洋政府。冯国璋正在掌权，这批军火实际上会落到直系的手里。皖系当然不能让这批军火白白便宜了直系。

皖系得力干将徐树铮曾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他到东北找到了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和徐树铮都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是同学兼好友。徐树铮和杨宇霆谋划一番后，向张作霖提出：奉军要即刻入关劫走这批军火，奉军可得到截得之军火3/4，皖系仅要其余的1/4，然后配合皖系重新掌握北洋政府。当时张作霖还没有完全掌握东北，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奉天省（辽宁），奉军只有三个师，武器装备陈旧，听了徐树铮的条件，张作霖立即欣然接受。

▌张作霖和杨宇霆。

1918年2月，由日本运送军火的商船陆续抵达秦皇岛，奉系大将张景惠也率部赶到。徐树铮拿出他在任陆军部次长留下的空白“提械证件”，交杨宇霆填好，凭此假证与日方交涉。这时，冯国璋派出的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军火接收员也已赶到。徐、杨等人一面与接收员敷衍搪塞，一面将所有军械清点完毕并装上火车。张景惠突然带兵将车站包围，强令机车倒挂车头，将装满军械的火车开到了奉天市（沈阳）。

当时奉军只有三个师，得到这批军械后，很快扩充了7个混成旅，军队人数从几万人发展到了20来万人。随后，张作霖软硬兼施，将东三省收入囊中。从那以后，他统治东北三省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抢造币厂使奉系有了军工厂经费

奉军在两三年内飞速壮大，急需扩充装备。张作霖便开始筹建自己的兵工厂。

事实上，在刚刚成为一方诸侯的奉天督军任上，张作霖就建了一个奉天军械厂，厂长一直由他的参谋长杨宇霆兼任。只是奉天军械厂规模很小，只能修理枪械，生产一些弹药，远远满足不了奉军需要。而一直是张作霖左膀右臂的杨宇霆，在“秦皇岛截械事件”中立了大功后不久，却一度脱离了奉军。原来，“秦皇岛截械事件”后，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在此期间，有人告发徐、杨勾结，偷用奉系军费和武器另招募军队。张作霖与徐树铮因此闹翻，徐辞去副司令之职回了北京。杨宇霆被免了参谋长，追随徐树铮而去。

现在张作霖想建大规模的兵工厂，只能和继任奉天军械厂厂长的陶治平商量。根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收录的陶治平回忆录记载，奉天军械厂原有的厂址、设备都不足以扩充升级成兵工厂，陶治平相中了大东边门邓大人庙和造币厂地块，于是来找张作霖请示：邓大人庙属地方所有，事情好办；造币厂归北京政府管辖，如使用，尚需交涉。张作霖大手一挥：“北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管我们，和他们交涉什么，叫他们的人回北京就是了。”

于是，陶治平带着一个连的奉军到了造币厂，说明来意。那边厢的厂长看这架势，不敢多言，很配合地让陶治平接收了造币厂。这里便成了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厂部——可以说是抢来的。

根据陶治平的回忆录透露出一些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建设资金也是抢来的。据陶治平回忆，接收造币厂之后数日，厂里的人一直不走。陶赶去催问，那位厂长说，厂里有48箱铜元，是全厂职工的花红（即奖金），希望能准许他们带走。陶治平马上带人清点，把这些铜元如数发给他们，这些人才满意地走了。其实更满意的是陶治平，他在清理造币厂时发现了大量银条，“据说可值几千万元”。张作霖原本觉得建设兵工厂资金颇为困难，准备让吉林、黑龙江两省协助一些。发现了这些银条，张作霖便没再要两省的协助款。

陶治平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两年多，建成了无烟火药厂、弹药厂和枪厂等主要工厂。1923年韩麟春继任，弹药厂分设了枪弹、炮弹等分厂，东三省兵工厂还建设了自己的电厂、机器厂等附属设施，规模迅速扩大。实际上，在韩麟春担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时，他的上面还有一个直接领导叫“督办”。这个督办，正是原来的奉天军械厂厂长、奉军参谋长杨宇霆。

杨宇霆在1918年被张作霖撤职后，追随徐树铮到了北京。张作霖在杨宇霆离开后感觉到了他的作用，常对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杨宇霆字邻葛）”。于是，1922年，张作霖不计前嫌，又找回了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督军署总参议，一切军政大计都与杨宇霆商办，可以说言听计从。1922年，直奉战争奉系战败，灰溜溜地退回了东北。张作霖哪能甘心，他马上着手整顿军务，扩充实力。杨宇霆是这次整军的核心人物，很快使奉军从军队结构到指挥体系都大为提升。正是在主持奉军大规模整军的过程中，杨宇霆兼任了东三省兵工厂的督办。在他担任督办的几年内，东三省兵工厂规模飞速扩张。当然，这背后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曾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在《东三省兵工厂》中称：“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建设资金达3亿余元，实际还不止此数。”

“3亿余元”是个什么概念？不妨用另一组数字做个对比。据档案资料，1926年奉系兵工厂的经费年额为2300万元，奉军军费年额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特支经费为1000万元，总计高达5100万元之多，而财政岁入仅为2300万元。也就是说，1926年，仅东三省兵工厂的支出就能花光当年的财政收入。东三省兵工厂给东北经济带来的压力并不是1926年才出现的。早在1923年，时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的王永江就表达过不满。当时王永江在老家金州养病，因为一笔兵工厂向财政厅申领的经费，给杨宇霆写了一封信：“今日接厅中来信，谓兵工厂上使座签呈：一为常年经费一百余万；一为现用购料费一百六十余万，均经批准，令厅照拨云云。查此项款为二百六十余万。事前并未与厅中接头，遽由上峰（张作霖）一批，即须照拨，不管库款有无此项预备……且一省之款，均按一省之各项行政支配之，若一处遽增数百万而不管其他，则其他方面不将停滞废弃乎？”

王永江是理财高手，素有奉系“财神”之称，自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后，一直是张作霖的“钱袋子”。王永江上任之初，奉天省入不敷出，欠了上千万元的外债。他大举推行经济新政，短短几年，就让奉天省“岁入益增，达三千而至四千余万矣”。正是有了王永江推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举措，东北经济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繁荣。张作霖能成为“东北王”，王永江幕后作用功不可没。

钱不够花，就增税“抢”百姓的

但是，张作霖的战争机器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东北经济。张作霖根本不管经济如何，杨宇霆扩建兵工厂的任何需要都予取予求。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断增加税收，1924年奉省各种税收增加一到七成。各项税收层出不穷，除正税之外，还有战时附加税，甚至连结婚、入学、毕业都要纳捐。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曾停发机关职员薪水，以充军饷，其搜刮之剧，显而易见。

1926年，在奉天省省长任上的王永江，眼见东北经济在无边军费的糜耗下濒于崩溃，深感无力回天，干脆挂印而去。张作霖几番延请，王永江坚辞不受。王永江辞职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历述其苦衷：“如防水焉，仆之筑堤一丈，而杨乃决去一尺，则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悍然不顾，于是吾民大苦，而危象渐成，此下野所以不能不决然也。”

张作霖舍得给，杨宇霆舍得花，巨量资金支撑着东三省兵工厂迅速膨胀。设立之初，东三省兵工厂依旧以轻武器弹药和无烟火药生产为主。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1万发。后来分别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平均日产子弹为20万发，到1929年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这样的生产能力，把国内老牌的汉阳、上海等兵工厂都甩在身后。

除了弹药，东三省兵工厂用数年时间，建起了一条相对完整的军工产业链。完备的生产能力，也是同时期国内兵工厂难以望其项背的。1923年东三省兵工厂设电弧炉一座，这是中国最早的炼钢电炉之一。在炼钢电炉投入使用之后，该厂在1923年的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达6.8万吨。基础原料的供应能力，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炼钢能力提升带来了电力供应紧张。最初，东三省兵工厂向当地的民用电厂购买电力。民用电厂支撑不了兵工厂的需求。为此，东三省兵工厂干脆建起了自己的电厂。该电厂含3000千瓦发电机一座，l000千瓦发电机两座，及400马力锅炉四座。

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先后从日本、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实现机械化、自动化。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需求量最大的枪筒钢，在后期实现了完全自产。1926年到1928年间，东三省兵工厂达到鼎盛，成为拥有枪厂、枪弹厂、炮厂、炮弹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八大工厂，兵工医院、兵工学校等众多附属单位的大型综合兵工企业。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占地32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近万台、职员1000多人、工人2.5万余人，无论规模、产品和人员，都是当时国内兵工企业的行业之冠。

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自然时刻关注着东三省兵工厂。在日本的公开出版物上，已经宣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兵工厂”。当然，这样的评价自有日本的特殊用心，并不是完全客观。日本的单个兵工厂也许没有东三省兵工厂的体量大，但其整个军工产业，无论规模和水平都处在世界前列，远远超过中国。不过，东三省兵工厂称为“中国第一”，应该没有争议。

除了东三省兵工厂，奉系还发展了其他军工企业。其中，仅次于东三省兵工厂的武器制造企业是奉天迫击炮厂。该厂始建于1922年，与东三省兵工厂同期起步。1926年，张作霖任命李宜春为厂长，奥地利人沙敦为总工程师，掌管全厂行政和技术工作。该厂可生产80毫米与150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及迫击炮车与附属产品。在正常情况下，该厂每月可产迫击炮80门、弹药4万发。而东三省兵工厂的炮厂不但能够生产迫击炮，还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最大的榴弹炮口径甚至达到240毫米。

▌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

▌日军占领下的东三省兵工厂重炮生产车间。

张作霖创办东北兵工厂最主要的目的是装备奉军。自东三省兵工厂扩建后，每年能生产大炮约150门，炮弹20余万枚，步枪6万支，枪弹18000万发，轻重机枪1000挺以上，生产的军械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供给张作霖争霸全国的战争所用。张作霖对于东三省兵工厂巨大的投入也算没白花，奉军在各路军阀中的武器装备可算精良。在很多军阀的军队还拿清末的老式步枪作为主要武器时，奉军手中已是可以比肩西方列强的步枪、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

在这之外，奉军的大炮更让其他军阀吃尽了苦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由于东三省兵工厂初建，对战局影响不是很大，张作霖败北。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工厂的武器装备让奉军鸟枪换炮。奉军大获全胜，特别是炮兵发挥了巨大威力。当时的奉军，每个连就能装备四门轻迫击炮，两门重迫击炮。据《东北军史》记载：“奉军迫击炮极多，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这成了奉系制胜的原因之一。”正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捧段祺瑞在前台为临时执政，随后又打退了冯玉祥，自己在北京充任陆海军大元帅，走上了人生巅峰。（责编：董少冬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