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马路天使》的导演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自从双脚踏上黄土高坡那一刻起，“千面”全都转变成了“一面”。他把自己只当成革命队伍里的一位新人，打着绑腿，过起了供给生活。

由于正式加入了八路军，袁牧之每月有5元边币薪金，这是延安干部中的最高标准。吴印咸是特邀摄影，每月给他老家发120大洋，供其家用。这个安排虽然周到，不过，比起吴印咸过去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多。

▍1936年袁牧之编导《马路天使》时的留影（资料照片）。供图：新华社

▍青年时期的吴印咸

1938年9月，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正式成立。

《延安与八路军》

成立之初，全团只有6人，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学员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担任剧务。

他们当中，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徐肖冰抗战爆发前曾给吴印咸做过摄影助手，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没想到这次又在延安相遇，他还是他的摄影助手。

▍1939年拍摄电影时的合影

他们的全部家当被称为“两动三呆”。“两动”是指两台能拍电影的机器，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赠； 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胶片共有16000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这就构成了延安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虽然条件远比不上上海，但是他们却执着地相信，即将产生的是一部立意高远、无愧祖先的作品。吴印咸在拍摄手记中写道，“从祖先坟上开始我们的工作”。

1938年10月1日这一天，摄影机的转动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静。在庄严的黄帝陵前，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电影团开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电影，在此拍摄第一组镜头，可谓意义深远。

镜头一转，又转到黄土高原崎岖的山道上。

1938年夏秋之间，2000多名爱国青年风餐露宿，从这条路奔向延安。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延安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在导演袁牧之的计划中，人们将在《延安与八路军》中得到答案。

战争的残酷很快显现出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尖锐的警报声骤然响起，延安遭到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轰炸，造成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窑洞里对摄影机做维护，一颗炸弹刚好在窑洞一角落下，屋子里顿时布满了灰尘。几乎是同时，吴印咸扑到桌子上，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了所有零件。奇迹般的，他没有受伤，一桌子的摄影机零件，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

延安的拍摄顺利结束，电影团将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特意为他们送行，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现在拍长征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

▍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在炮火硝烟、危险与忙碌中，战地拍摄转眼进行了一年，所拍摄的素材急需进行后期制作。于是，袁牧之携带拍好的底片返回延安，留下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分赴平西游击区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电影的后期制作工序复杂，延安不仅没有设备和器材，就连电都没有，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解密档案中，张岱发现了一份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绝密电报，其中介绍了片子的来龙去脉，袁牧之和冼星海的身份，以及这部片子的重要性：

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香港，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胶卷在寄往美国和香港的途中因海关警察的监督和检查有受损或被没收的危险。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请你们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时间一拖延，电影胶片就有损坏的危险。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斗影片。它对国际和中国国内宣传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940年3月26日，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迎接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那一天，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告诉他党中央已安排妥当，让他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同行，前往苏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离开延安时，组织上还把底片安排在周恩来的车上，免受国民党检查，保证了绝对安全。

在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底片洗印出来，冼星海的配乐也完成了，正当准备进行剪辑时，一场风暴却不期而至。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闪电战，莫斯科电影机构纷纷向后方撤退。袁牧之和冼星海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辗转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而，就在他们互祝平安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装有《延安与八路军》所有底片的箱子竟然不知去向。

袁牧之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它的呼唤在战争的轰鸣声中被淹没了，所有理想和创造都在瞬间灰飞烟灭。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被困在苏联长达五年三个月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贫病交加，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白求恩大夫》

《延安与八路军》真就全部散失在了遥远的莫斯科吗？吴筑清苦笑着说：“未必，可是找回来很难。”

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中，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意外看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部分弥足珍贵的镜头，并且听到了熟悉的冼星海风格的配乐。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曾派人去苏联找回一些《延安与八路军》的片段，这些资料，后来大多用在中央新影的影片《延安散记》等纪录片中。

1959年，中央新影的编导高维进到苏联搜集材料时，曾正式向苏联方面查问过这部影片的下落。苏联有关方面答，在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给了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无从查究。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到底是不想给，还是懒得找，或者压根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中共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终究无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电影团永远的遗憾，更是党的重大损失。

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吴印咸商量，已经拍摄的几千英尺胶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抢拍下来的，而且胶片体积大、分量重，背着这些宝贝远赴苏联，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万一有闪失，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几经斟酌，最后将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暂时留在了延安。更为难得的是，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因为没有在拍摄提纲中，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用小毛驴驮着，历时九个月带到东北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市），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如今保存在中央新影的资料库中。

2013年，为创作文献纪录电影《电影先锋》，中央新影的编导毕琼用一年时间，反复回看了这些胶片。

“走进资料库，会肃然起敬。”毕琼对记者说，其中有很多资料是迄今尚未面世的镜头，它们是如此的真实、生动，使人不得不感叹延安电影团的努力和心血。

在调阅胶片的过程中，毕琼还发现了二十多处当年拍摄时留下的“场记板”画面。这些“场记板”有时候是一张拿在手中的纸片，有时甚至是放在小狗身上的一块小黑板。由于当年胶片奇缺，这些画面常常只有几个画格，但是它们的存在，足以说明电影团的专业精神。

毕琼发现，和很多主旋律影片不同，这些素材聚焦最普通的老百姓，朴实无华的画面却洋溢着热情和亲切。素材中，有在河北唐县举行的新战士欢送大会；有妇女们像男人一样拿起刀枪；有热火朝天的军工生产。“电影团将这些场景记录下来，一定是相信，其中蕴藏着中国必胜的力量。”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着重向吴印咸介绍了白求恩大夫，并特意安排他住在白求恩隔壁。随后，电影团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跟拍将近两个月。

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用自制的医疗器械为百姓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方案带给了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白求恩都会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拥戴。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两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冬季扫荡。28日，在距离摩天岭战场仅几公里的地方，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山坡上的一座小庙里。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不断被送来，小庙前的空地上已经排满了几十架担架，白求恩大夫头也不抬地忙碌着。就在此时，一束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他身上，吴印咸在拍摄影片的间隙，举起相机拍下了白求恩专注的神情。

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不幸感染，几天后他又遭遇了另一次更加严重的感染，距吴印咸的拍摄仅两周，他就逝世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吴印咸拍摄的“决定性的瞬间”，不仅成了珍贵文献，也是艺术上的经典之作。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 吴印咸/摄

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对记者说，无论住在哪里，父亲都将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如果说别人的座右铭是一句话，那父亲的座右铭就是这张照片。

1962年，这些资料由中央新影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大夫以最真实的面貌走上大银幕。

《南泥湾》

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吴印咸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诺言，现在该往何处去呢？这两年来，延安展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吴印咸，他请求组织停发每个月120块大洋的安家费，转而领取每月1块钱的边币。

吴印咸留在了电影团，却不知电影团正面临着被精简的危机。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延安难,电影团就更难了，胶片来源断绝,完全没有补给，只能用剩下的胶片, 精打细算地使用。电影团没有胶片，就像战士没有枪，还能打仗吗？

为克服困难，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看似无用的电影团却被保留下来。在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心里，摄影队的8个人和放映队的6个人，是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精英，散伙容易，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

为减轻政府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就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开办照相馆，举办了摄影展览，自主解决了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

经费解决了，但电影团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作品怎么行？再难也要拍电影，当中央提出要拍南泥湾的时候，吴印咸把目光投向了最后的2000英尺正片上。

作为专业人员，他当然知道，拍电影需要用负片，正片是翻拍拷贝用的，而且这些正片都过期四五年了，感光度差，只要照明条件稍差，或者是移动的物体，就很难保证成像质量。可是条件如此，电影团已经别无选择。

1942年秋，在359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后，摄制组也开进了南泥湾。为了不浪费一格胶片，吴印咸全程掌镜，最终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了拍摄。如今观众看到的挖窑洞、挥镢垦地、纺线织布、驮盐运输的镜头，洋溢着勃勃生机，和独特的艺术气息，都是因为出自大师之手。“可惜没有照明设备，没留下来晚上热火朝天的开荒场面。”吴筑清说出了父亲的憾事。

在延安进行后期制作本不可能，这个问题在拍《延安与八路军》时就遇到过了。但袁牧之几年未归，电影团哪敢再重蹈覆辙。

越是艰难，越需要榜样，为了尽快把南泥湾的事迹传扬出去，电影团决定因地制宜，用最原始的土方法，手工进行后期制作。

影片的冲洗，水是不能少的，而且需要流动水，延安是缺水的地方，更没有自来水，但是上天助人，驻地就在延河边，山脚下尚有几个深水井。电影团的小伙子们背水上山，又弄了几个大缸，反复澄清。没有灯，就用自然光曝光，房顶开个洞，肉眼观察阳光，寻找曝光的时机。

没有电影编辑机,甚至连一块放大镜都没有，剪辑自然不易。18岁就剪出《马路天使》的钱筱璋开动脑筋，找来一面镜子，把日光反射到胶片上，在方寸之间寻找着剪接点。最后，拍摄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1300英尺，折损率降到了最低。

1943年2月4日，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俗称《南泥湾》）在延安首映。放映效果比起我国早期有声电影还要好，画面与音乐、解说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还以为延安能制出“有声电影”，一面惊讶，一面自豪。

▍南泥湾屯垦 吴印咸 摄

他们哪里知道，银幕后面演“双簧”呢! 配乐用的留声机和唱片是从毛泽东那里借的，解说是工作人员通过小喇叭，现场向观众讲解。放映队带着这部片子和手摇发动机，走遍了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都跟过大年似的热闹。

这一时期，延安电影团还为许多中共领导人拍过肖像。这些照片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个性：温厚淳朴的朱德，灵活洒脱的周恩来，内向持重的董必武，心胸宽阔的林伯渠……这些以陕北窑洞为背景的照片，为后世留下了领袖们的延安形象。

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延安的火热生活记录下来，电影团本着“宁精毋滥”的原则，有选择地拍摄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素材。不过，不论多么重要的题材，也只能拍摄有限的几个镜头。

这样，他们相继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大事件。现在看来，这些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没有忘记《南泥湾》，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更没有忘记他们亲手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钱筱璋是《南泥湾》的剪辑和解说词撰稿人，也曾长期任中央新影厂长，在他的主持下，《南泥湾》成了真正的有声电影。

《电影先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了开辟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抽调10万名干部派往东北。延安电影团也接到命令，去长春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日伪的“满映”。

电影团在东北找到了新的使命，而远在阿拉木图的袁牧之，竟然与延安的同志们不谋而合了。

1946年春，在抚顺大街上，电影团派到东北的先遣队员钱筱璋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出乎意料的相逢，令双方都愣住了。袁牧之，这位被延安电影团苦盼了整整五年的人，竟然出现眼前，钱筱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牧之也没有想到，钱筱璋会到战火中的东北来。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备尝困苦。直到战争结束，党中央开始安排留苏人员陆续回国，他才得以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出发，经过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和李立三等人回到祖国。这次赶到抚顺，是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相逢！上海沦陷时，两人曾相约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奔赴延安时，钱筱璋曾为袁牧之送行，此后整整七年半，天各一方，却又在这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

袁牧之的到来，使接收工作有了带头人。但接收工作刚开了个头，国民党就把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作为战略撤退的一部分，东北局决定将接收的“满映”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职工一起前往。

张岱感叹道，“东北局宣传部就三个半人，却要说服厂子里的上百号人一起撤，我到现在都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做工作的，竟然把厂里的日本人都说动了。离开长春，连颗螺丝钉都没给国民党留下。”

“满映”整体迁往兴山市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队也随东征纵队来到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

袁牧之任厂长的“东影”创办时虽然艰苦，但成绩却非常突出，从1947年到1949年，他们创下了中国人发展电影事业的六个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和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东影”又派出32个摄影队，陆续南下。一个摄影队，就是一台摄影机，一个摄影师，一位助理，他们不是战士，却永远冲锋在前。在这当中，有15批摄影队成员来自延安电影团，有三位同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所有的牺牲与苦难，最终都凝结在胶片上。为延安电影团写书做传之后，吴筑清和张岱又有了新的期盼，她们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失散的片子找回来。”而中央新影把纪念延安电影团的纪录片取名为《电影先锋》，是因为这批人以超越时代的先锋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责编：董少东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