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外SOHO南面有一条路，叫通惠河北路，因建在通惠河北而得名。说到通惠河，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他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和地形的详细勘察，提出了开浚通惠河的宏伟计划。今天小志就给您讲讲通惠河。

元朝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

元朝初年，政府就很重视漕运。元朝以前的运河可以到达通州，然而，从通州到大都尚有一定的距离。要知道，这粮食不运到皇家大门里就不能踏实。漕粮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驴马来运。陆上运输花费巨大，车夫也很辛苦。因此，就有了通惠河。据《元史·河渠志》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听从都水监郭守敬的建议，兴工开凿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至元三十年（1293年）工程结束，元世祖在积水潭看到“舳舻蔽水”，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河”。通惠河自白浮泉村至通州高丽庄全长164里，采取了“提闸过船”的提法，每十里一闸，总共设置了广源闸、海子闸等24座水闸。一旦水积到高处，就把船拉起来。

通惠河的行径路线是，由昌平引水入大都，再从大都到通州。据《行状》记载，白浮瓮山河水“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今什刹海）”。这段瓮山泊至积水潭河道就是利用高梁河疏浚而成。水经过广源上、下闸，过会川闸（今高梁桥下），由和义门北水门（今西直门北），入“抄纸坊泓渟”（即豁口外太平湖），汇于积水潭。然后“出什刹海，过今地安桥，东南折经东不压桥胡同、东板桥，沿东安门北街南下，经望恩桥、御河桥、正义路，向东经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以下同金口河”。沿金口河故道至通州西水关附近（通流上闸址），转入城中，经今新华大街，过闸桥出东水关南行大体沿今“玉带河”过土桥等村，经张家湾村东，至里二泗入白河。

通惠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朝廷的全力支持外，与水利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其措施上大致可归结为：积极开辟新水源，导引了温榆河上源泉水；增设了较大的调节水库；合理布置了船闸；妥善解决了通惠河与北运河的衔接。通惠河的成功，表明元代水利科学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明代水源减少，通惠河萎缩

明代以漕运为立国之本，整个漕运规模也较之元代更加庞大。元末明初，白浮瓮山河完全湮废，通惠河只剩下西湖为水源，又由于北京城的改建，筑起了高大的城墙，也为保障皇家用水，北京城内的水系不再通航。运河的北起点从积水潭转到了通惠河的大通桥（今东便门）,因此又叫大通河。其后又在大通桥北岸开支河，使漕船可达东直门、朝阳门。经明初几次修治，至嘉靖七年（1528年）通州石坝建成后，通惠河完全改成剥运制。漕粮一部分由石坝起岸转至通惠河（又称里漕），另一部分由土坝起岸，车运至京通各漕仓，保持着“水陆并运”的局面。这时的制度与工程结构已与元代大不相同了，这是水源变化后，为保证漕粮运输，古代水利工作者因时因地制宜改建的结果。

《通惠河志》，明嘉靖年间吴仲撰。它是一部记载明代中期通惠河改建工程的专志，也是历史上记述通惠河情况的唯一一部专书。

清漕运沿袭明，新运输工具取代漕运

清代北京通惠河的水源，既没有开金口引永定河水，也没有远引昌平白浮泉，而是尽力收集西山玉泉诸水，细大不捐，解决了京师用水和通惠河漕运。由于通惠河河身较窄，中间又筑诸闸，水浅易淤，所以需要经常疏浚，才能保持一定的航运能力。清顺治中修治石坝及通惠河上五闸，之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六年（1801年）、道光三年（1823年）等屡次修治，通惠河始终保持通畅不废。清代漕运基本上沿袭明代的旧制，漕粮由石坝倒入通惠河，由土坝起车运至通仓或径至朝阳门，至清末变化不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占据京师各粮仓，“仓储粒米无存” 。同时新交通工具的兴起代替了运河。二十七年（1901年）全河停运改征色银。是年裁撤驻通州各漕运衙署，通惠河的漕运全部停止。

今天的通惠河

民国年间，虽几次规划恢复航线，但并未实施。通惠河闸坝逐渐废毁，河道淤浅，完全成了北京向东排水的一条干渠。

1949年后，为改善其泄洪排水状况，多次疏浚治理。包括疏浚河身，扩展河床，打通卡口，增大排水泄洪能力。

至今通惠河河道遗存还有三段：一是北京西直门外至颐和园昆明湖的长河；二是2008年重新恢复的万宁桥至平安大街段；三是东便门外至北运河的通惠河河道。

近些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推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进行了工作调查研究，他强调要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做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三篇文章，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带的丰富内涵。小志希望自己能做好大运河文化带的宣传工作，并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复兴和可持续利用贡献一份力量。

主要参考史料：

《京杭大运河漕运与航运》（李跃乾，电子工业出版社）

《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蔡蕃，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蔡蕃，北京出版社）

《通惠河志》（明吴仲撰，段天顺、蔡蕃点校，中国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