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应邀远道而来。这是五四时期，继杜威访华后，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又一件大事。

这次访华不仅引起轰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社会主义思想论战”就是由他而起。

罗素带着真诚而来，但种种错位和误读，最终使人们由期待变成了失望。对于报刊上出现的罗素主张，陈独秀曾写信质询，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的讲演，说他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各派人士对罗素也是各种“看不惯”。虽然遇到了种种尴尬事，但这位名哲对中国却充满善意，并且在临别之前留下诸多发自肺腑的建议。

如今，罗素的中国之旅已成历史，但他在1922年写就的《中国问题》一书，仍有很多真知灼见言犹在耳。▍罗素的《中国问题》

接到中国“神秘机构”的讲学邀请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伯特兰·罗素恐怕是西方哲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了。他不仅名头多，而且寿命长、情人多、段子多，以至于今人仍常在微博、微信里遇见罗素，品味着他的只言片语。

一百年前，罗素在中国知识界中的声望，更甚于今。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张申府是《新青年》的编委，他首次在杂志上向国人介绍了罗素。1919年至1920年，在不足14个月里，张申府就翻译、注释和撰写了10篇罗素论文。《新青年》只给三个人办过专号：前两个是马克思和易卜生，第三个就是罗素，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

对这段历史，张申府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比如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

对于这位25岁的罗素专家，罗素本人是认可的，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讲：“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作为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张申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张申府以“R”为笔名在共产党刊物《少年》上频繁发表文章，采用这个字母有三层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这个笔名的意思，即“我是红色的罗素”。

▍1920年，张申府（左五）在北京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左二）等人合影

从张申府身上，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崇拜，可见一斑。当时北京大学还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问题是：“中国之外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参加者1007人，测验的结果是列宁第一，威尔逊第二，罗素第三。

其时国人敬重罗素，不仅因他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大哲学家，更因为他是社会改革的导师，是勇于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

罗素出身于英国伯爵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他宣称：“我是因为战争结果，从自由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作为著名的反战人士，他发表了澎湃的时评政论，并因言获罪，被革了职，罚了款，还曾入狱半年。

1920年五六月份，作为战后西方世界的寻路者，罗素踏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一心想取得“社会主义”真经的他，东奔西走地考察，与列宁等大人物对谈，历时一个月，但看到的却并非是他所想象、向往的社会主义。他感慨人民的生活依旧贫穷；也不喜欢个性受到限制；空气中弥漫着的压抑感，让他感到疑惑、失望。

6月30日，回到伦敦的罗素，被深深的幻灭感折磨着。恰在此时，在大量积压的信件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讲学邀请。

信中邀请他到中国讲学一年，酬金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讲题包括哲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等内容，具体由本人自定。然而，罗素却很难把这封信当真，信中没有讲明主聘单位和具体的讲学地点，写信的傅铜和转寄此信的缪尔赫，罗素更是全然不认识。

抱着开玩笑的心态，罗素回信要求对方先寄200英镑定金，没想到对方痛快地寄来了支票。谁会拿这么多钱开玩笑呢？罗素当时处于低潮期，情感不顺，政治上也受到左右两派的围攻，正想找个地方散散心，他7月6日复信，答应“本年或明年秋间必可来华”。

2000英镑的讲学费用，并非小数。为此买单的神秘机构为什么连自己的大名都不提一下？原来，这是一个梁启超正在筹办的机构，当时只有构想，没有实体。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然而，从讲学社的缘起及运作方式看，此事又非梁启超不可。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这就决定了，必须要有跨团体、跨区域、跨学界、跨思想界的大合作。

1919年杜威来华，起初是应胡适等弟子之邀，但他抵达后，北大的预算却出现了严重缺口，事先承诺的酬金，一时无法筹措。胡适和蔡元培一筹莫展，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并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

尚志学会等几个学会虽然名称不同，但背后的掌舵人都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与胡适政见相左，但却慷慨伸出援手，促成学界共襄盛举。后来，杜威续聘一年，也是靠梁启超的讲学社出资。

依戏剧大家焦菊隐的说法，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为此，梁启超规划蓝图，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梁启超在欧洲时，曾登门邀请过“生命哲学”的创始人柏格森，但他因故不能来。

恰在此时，杜威在讲演《现代三个哲学家》中多次推崇罗素，称其为西洋三大哲学家之一，称其数理哲学深奥得连自己也不明白，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热烈期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敬芳和傅铜向梁启超提议邀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于是这封信由北大哲学系讲师傅铜执笔，寄给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时的指导老师缪尔赫，并由缪尔赫加上他本人的介绍信，转寄罗素。

信寄出去的时候，讲学社还八字没一撇，所以就没写主聘单位。

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后徐新六提议，“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不仅在京有益，罗素到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助教育界人士。

傅铜的意见则更显开阔，他把此事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宜作长久计，年年延聘。这种类似基金会的设想，使得组织不再局限于民间，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化缘”。

梁启超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写明，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五四以后，教育经费紧张，连北大老师都常被欠薪。两万银元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万，堪称一笔巨款。要不是梁启超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又肯亲自向大总统徐世昌游说，怎能获如此支持。

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正式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该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

在讲学社的推动下，1919年至1924年，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包括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

对每一位大咖，主办者都会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刊杂志还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形成一个热点，虽然学者的影响各有侧重，但作为整体，构成了五四后的文化壮举。

遗憾的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化界已经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还有强调“东方文化”的，在中国应如何改造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知识界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虽然讲学社想把罗素作为中国新知识界共同的客人，但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由他们出面来邀请、接待罗素，自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冯崇义在《罗素与中国》就说，这样一种安排，影响了罗素同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人物的接触。

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恩恩怨怨，罗素自然不明就里，他哪里知道，访华之旅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上海，初识的尴尬

博学的罗素，早就读过中国的唐诗和老庄之书，他那本论述社会改造的书——《到自由之路》，卷头就题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此时到中国去，也很契合他的心境。一战的野蛮厮杀，让他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对苏俄的实地考察，又使他困惑不已。他热切希望考察不同于西方和苏俄的“异质文明”，从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寻求拯救西方的智慧。

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访问苏俄“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8月，他由情人朵拉·勃拉克陪伴，乘着“波多”号法国客轮，踏上了去中国的茫茫海路。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枯燥、乏味。同船有一群罗素的英国同胞，知道他去过苏俄，便都好奇地催他说说见闻。

罗素侃侃而谈，但他的报告里却有所选择。因为他已摸清这帮同胞有橡胶园主、大商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宠儿，他可不想在他们面前丢社会主义的丑。因而对苏俄尽拣好话说，隐去了失望和不满。

富人们立场鲜明，都无法容忍他的“亲俄”“通共”的表现，更不满他的“布尔什维克宣传”。船到上海时，一帮人还情绪激愤地向船长提出，不许这个“反英分子”登陆上岸，更有甚者，偷偷给北京的英国总领事馆发去电报，告发了他的种种“罪行”。

事情一下被升级、闹大了。驻京英方人员立即给伦敦的外交部和国防部通报情况，回音传来，国防部认定依照《战时条例》，对有颠覆行为的罗素应立即拘留或遣返回国。但一查《战时条例》，这个月却刚好过期失效。伦敦方面虽然放他一马，但发出明令，对此人要进行严密的“内控”监视。

罗素侥幸逃过一劫，上岸后却发现，竟然没有东道主来迎接，这使他有点不知所措，甚至认为这次邀请也许是一个“奢侈的玩笑”。好在中国朋友很快来到船上，这才不至于让罗素“夹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

没人接船，不是中方招待不周，而是 “波多”号到得太早了。梁启超早在九月中旬就安排学生蒋百里和罗素专家张申府赶到上海迎接，并且精挑细选了赵元任作为翻译。由于罗素的学说十分深奥，因此译者既要有充分的哲学素养，又要兼通数学、现代物理。选来选去，只有28岁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能当此重任。他当时在清华教心理、物理两门课，被“借”后便匆匆抵沪，却见“波多”号早已漂在江上，这才知道自己来迟了一天。

▍罗素所乘的邮轮在黄浦江上（赵元任摄）

罗素本来不开心，但接待到位后，他的不快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把他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找不到一丁点儿瑕疵。朵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俩受到的款待，就像国王和王后。

风度翩翩的罗素还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他精瘦而干练，黑白相间的花发，明亮的眼神，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给人谦和又善良的感觉。赵元任也在日记中记下对罗素的第一印象：跟我在照片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

记者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报道，让罗素度过了“三天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尴尬难堪的日子”。

美丽干练的朵拉与罗素同船而来，罗素又刻意没有介绍她的身份，于是媒体凭常理推断，恭敬地称呼她为“罗素夫人”。等记者弄清朵拉是罗素的“剑桥弟子”，而不是夫人时，又一阵着慌，急忙登报更正、致函道歉。

▍1920年，罗素和他的女秘书布莱克在中国。

接到《申报》的道歉信后，罗素大度地回信说，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根本就用不着深究、道歉，同时也转弯抹角地说，“其实他俩的关系，除了需法律上的认可外，与夫妻也没多大差别了”。

如梦初醒的记者们这才发现，眼前不就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嘛。上海的报章杂志，顿时热闹起来。《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等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罗素式婚姻”对包办婚姻大加批判，将罗素的“自由恋爱精神”大大吹捧了一通。

虽然被中国人称做“自由恋爱”，但罗素心里清楚，这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事。罗素与妻室多年分居，正在闹离婚。婚姻之外，他享受着英国贵族圈风行的婚外恋、敞开式婚姻。到上海之前，他身边还有三四个情人，朵拉只是其中之一。

介绍朵拉就够让罗素尴尬的了，应付络绎不绝的上门者则更让罗素为难：他对中国尚且陌生，但拜访者，却无一不是以他为改造中国的导师，等着向他索取真经的。如果他给出答案，未免太轻率，不给，中国人又腹诽他滑头。

一封落款为“袁琼生”的信可谓代表了当时进步学子的期待：“我们非常高兴，您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就连孙中山都赶着来见他，只是双方行程冲突而没有见到。▍罗素下榻的上海一品香饭店

罗素真正想看的，其实是“中国式”的风景，来华第二天他就在小桥流水的半淞园流连了两个多小时。追随罗素行踪的记者们，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在报上披露说：“罗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国社会之实况，故欣然游上海，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

当晚，七个知名团体联合设宴，为罗素接风，陈独秀等百余知名人士参加。

第一次接触这么多中国人，罗素发现，他们能用流畅娴熟的英语和他交谈，不时还表现出在这种社交场合所应有的恰如其分的诙谐。“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很久以后，他在自传中写道。

国人则回夸他“您是孔子第二啊”。其实夸某人“孔子第二”是中国文人惯用的客套，就在一年前，蔡元培就说过杜威是“孔子第二”。

也许是依然沉浸在半淞园的游兴中，罗素在晚宴中，几乎声声不离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更疾呼，对这样的文化，中国人千万要珍重保存它。

不想，头一次的发声就闹出了风波。在《申报》的报道中，他的演说被冠以一个醒目的标题：“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保存国粹”这四个字，一下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首先发难的是周作人，他在10月17日《晨报》上刊发《罗素与国粹》一文，劈头就说：“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但我却不能赞成。”他还告诫说，“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便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张申府此时正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边筹建共产党组织，一边追星似地跟着罗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场。他撰文为罗素辩护称，这场风波是《申报》曲解了罗素的意思，把“保存国粹”四字加在罗素身上，“很恐不但诬了罗素，并要误尽苍生”。

双方争论之时，罗素已离开上海一个月，正在北京讲学，他风闻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场争论，不得不投书《申报》，作了自我辩护。不知是出于真心抑或无奈，文中的他已经改了调门，鼓励中国最活跃的改革者奋步前进，面对必然不可避免的“美术上损失”，可以“不予以过分之珍惜也”。

这场风波不大，但却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最初一边倒尽是赞叹、褒扬的气场，对他的责难、质疑渐渐多起来。(责编：黄加佳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