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米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秦乙淇

我工作27年了，本来是大兴区高米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主任，一直管的是居民医保、养老、就业方面的事。可今年我“改行”了，从“服务型”干部成了“全托型”管家，“跨界”跨得伤腰、累心、还废嗓子。

还记得6月18日深夜，我因为一桩劳动纠纷的案子还没离开办公室，老领导张更新推门进来就说：“老秦，手头儿工作放放，咱们得下社区！”

不用他解释，我就明白了要去做什么——我们街道距新发地最近的郁花园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251户、355人全需要居家隔离，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社区工作者。

与此同时，整个社区42栋楼、2468户、7000多人都需要进行封闭管理。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19日凌晨，我们已经组建起一支13人的小团队，连夜进了社区。

搭上折叠床，买来几箱泡面，我们几个男同志干脆在社区活动室里安了家。我的电话号码被贴在各个楼门口和小区宣传栏上，社区的大事小情都找上了我。

19日一大早，我们就面临大考。上级通知，所有没做过核酸检测的居民第二天开始普测。我翻开台账一看就傻了眼，符合条件的竟然有5000多人，整理出的电话表就有160多页。内勤组4个人，就算一人打1分钟，也要同时打20多个小时，于是其他组的同事也都赶来支援了。

社区只有一部座机，大家只好用自己的手机挨个儿打电话通知。打到半截儿，我接到一条短信——500分钟通话已用完，我赶紧让儿子给我充话费。等打完所有电话，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的嗓子眼儿像被一颗樱桃卡着，难受极了。

刚喝了一口水，手机又响了，是大门口的保安：“快递都没地儿放了，赶紧来送快递吧！”我放下水杯，赶紧往小区北门跑。

居家观察管控组的同事已经忙得脚不沾地了，有的去帮居民充燃气，有的去给居民开处方药，所以小区门口的快递堆了一大片。我深吸一口气，半蹲半撅地把大大小小七十多袋包裹按远的、近的、怕化的分成了三堆。

“你们先送，我这腰……”说这话让我惭愧，可我试了两次都没站起来。今年3月我第一次下沉社区守门，大雪天脚一滑摔了一跤，腰肿得把皮带多放了一个眼儿。当时去医院拍片子怀疑是骨裂，可消肿以后我就没腾出时间去复查，怕是没好利索。

原地缓了会儿，晃了晃腰，还行，我左右手各拎俩袋子开始送快递。眼前这三四栋都是没电梯的老楼，十多个单元门，目的地还都在五六楼。开始，我爬到三楼就得停下来歇歇；后来，只要一抬腿，腿就沉得像灌了铅一样。

一直忙活到快十点，我才回到居委会。饭是送来了，可是我连筷子都不想拿，只想赶紧睡觉，第二天一早还要组织核酸检测呢。

“咋一人儿都没有？还检不检了？”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接到核酸检测现场一位居民打来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睡过了！”可一看表，才5点多，通知的是7点钟集合，这位去的也太早了！

“10分钟，我马上就到！”我从折叠床上弹起来，顾不上洗脸就出了门。路上等个90秒的红绿灯，我居然眼皮一沉睡过去了，直到后车鸣笛才让我回过神来。我心里砰砰直跳，赶紧把车开到路边停下，用矿泉水浇了浇脑袋，清醒点儿了才又上路。

到了体育场，兴许是看我这一头汗，居民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

有过这么一次经历，等到6月27日第二次核酸检测的时候，不用别人催，我们真的5点钟就到现场了。

连着几天没回家，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家也不回，水管到现在还漏着，也没人修，这日子还过不过了？”6月27日晚上10点，她哭着扔下这么一句，就把电话撂了！她也是街道干部，负责另一个社区的防疫工作，那里是中风险地区，她也忙了好几天没回家了，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满地淌水，情绪一下崩溃了。

等我开车回家，她已经睡了。我直接钻到厨房修水管。听到动静，她也起来了，蹲在我旁边跟我一起修。突然，她带着哭腔说：“对不起，我应该理解你”。我心疼极了，一把搂住她的肩膀。20年夫妻，她怎么会不懂我，可她也有脆弱的时候，工作的压力在这一刻释放了。

转眼14天过去了，社区居家观察人员相继解除隔离，社工们也陆续归队。我返回街道的办公室，桌上已经摞起了厚厚一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