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图举世瞩目，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但在文化意识上，学界对于中国的海洋文化还是有分歧的，值得讨论。

不少人仍抱着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认为走向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者

海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但遗憾的是，不少人，包括一些学术精英和舆论精英，仍旧抱着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认为走向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者。这有意无意地绕过了中国自己的海洋文明史，没有中华海洋文明的自信，重陆轻海的社会心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自信来自历史的深处。海洋史研究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一支，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生几乎同时。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前，东夷、百越海洋族群创造的海洋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百越族群，与人类学研究的南岛语族，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存在亲缘的关系。百越族群逐岛漂流航行活动的范围，从东海、南海穿越过第一岛链，到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诸岛，是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东夷、百越被纳入华夏文明（即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大河文明）为主导的王朝统治体系以后，海洋文明被进入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所承继、涵化，和汉化的百越后裔一道，铸造了中华文明的海洋特性，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帷幕。

中国人惯于枕着海涛来做田园之梦?

海上特性是海洋传统、海洋意识、海洋权力、海洋利益的表现。有一种说法：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中国人惯于枕着海涛来做田园之梦。这是从“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推导出来的，缺乏可信度。

其实，中国的海上特性是由“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所决定的，是海陆一体架构下的海洋性。从国家的角度看历史，宋元明清，王朝统治者几次把经略海洋作为国策，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是常态，而作为海洋国家只是“片断”。但从区域的角度看历史，体现中国作为海洋国家的一面是连续的。海洋给沿海地方带来商贸利益，聚集庞大的以海为生的人口，发达的航运连接繁华的港市，激发航海技术、东西洋贸易制度创新的活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中，扩展自己的海洋权利和利益，与他文化交流对话，形成延续2000年的海洋传统。

沿袭传统观念不利于培育现代海洋意识

所谓海洋社会，亦即在海洋、海岸带、岛屿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海上群体、涉海群体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互动的结构系统。”传统海洋社会的基层就是由渔民、疍户、船工、海商、海盗等群体的组织组成。海洋社会是海洋文明发生发展的前提，没有海洋社会的驱动便没有海洋文明。求动（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生活模式，与农业社会的求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话语里，海洋社会群体就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流民”、“奸民”、“海寇”，是社会最不安定的人群，给予否定的评价。

其实，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基本特征，把陆地社会即农牧社会的组织原理强加在海上人群头上，实现陆地化的管理，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与制度歧视。海洋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和附属，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海洋人群在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互动中，与陆地人群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机会进一步受到剥夺，只有脱离王朝的户籍控制才有发展的机会，而这又被视为非法，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应加以排斥。培育海洋意识，就要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势，逐步消除这种制度歧视和文化排斥。

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史学界用“商”代替“寇”的提法，为海上商贸除罪化，称之为“私人海上贸易”。海上商人从“犯罪集团”变为“海商集团”，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开展。但是，学术主流对海洋社会的认同度不到位，沿袭传统观念的提法还有市场，而这很可能会对培育海洋意识造成障碍。

海洋文化是活态的文化，21世纪的亚洲海洋的海洋文化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在新的海洋时代，实现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的改变，这将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新内涵。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2015年5月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