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

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

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

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

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