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形篇

“墨缘”所辟“天咫墨存”至此，进入说印一节。说到印章，立马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舞动的北京”，灵感和素材即源于“篆刻-印章”，自此又有了一个响亮名字——“中国印”。篆刻和印章的关系，一如书法与写字：密切相关、各有侧重，是实用与艺术的倾向。书法不是写字，书法就是写字。相较而言，印章主要是实用，按不同时间段可细分为古玺、秦汉印、魏晋印和唐宋印等，按用途分主要有官印和私印两大类；“篆刻”流派兴起于明清，印人主体以文人为主，闲章精彩纷呈，成为寄予情感和心志的载体。即便如此，明清时代仍有大量以实用为主的印章。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全世界极负盛名，不但书画作品数量和质量冠绝天下，古代印章也是琳琅满目，蔚然大观，自本期始逐步分类介绍。

先从肖形印入手。其中最典型一类就是有关古代体育素材的，不仅可以看出先人的生活娱乐休闲状态，更主要是能够与北京奥运遥相呼应，堪称古今绝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蹴鞠”（图1），即古代足球。

“蹴”指用脚踢或颠动物品，“鞠”指有填充物的皮球。蹴鞠作为中国古老足球运动，屡见于历代史籍；此外，还有很特别的“追水豹”（图2），从印面来看，一猛兽前窜，一名勇士飞身向前落于兽身，正欲扼之但尚未站稳，图案右下角有隐约可见的游鱼，对比生动。张衡《南都赋》中的“追水豹兮鞭魍魉”，讲的就是这种活动。追水豹是汉代流行的水上游戏。这方肖形印无疑提供了艺术化写照，成为重要历史见证；动物肖形还包含了图腾崇拜。

“蜚廉”（图3）在文献中又有写作“飞廉”者，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禽，乃黄帝孙子颛顼的后裔，是商纣王的大臣，秦国和赵国的祖先。可以说，一方印就有丰富的信息量。

郁儡（图4）则是传说中治鬼之神，传说居住在度朔山，镇守万鬼出入的鬼门，凡遇恶害之鬼，就用苇索捆住去喂虎。汉代人就把郁儡作为门神，以驱鬼避邪。汉代肖形印中的人物、禽兽多数造型十分准确洗练，虽不过厘米方圆，却将复杂、丰富的人物、动物表现得惟妙惟肖。

玉印篇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漫长时光，积淀形成了包含典章制度、社会道德、信仰习俗、观念意识、艺术风格等的社会文化功能。《说文解字》释：“玉，石之美者”，名不虚传，玉有九色，美不胜收。玉不仅仅是因为稀有或美观，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寓意，玉色代表天地四方，预示了某种崇拜。

玉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中具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汉字中的珍宝等都与玉有关，后世流行的“宝”字，即是“玉”和“家”的合体，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人对玉普遍有一种十分眷恋的特殊情感，尊玉、爱玉、佩玉、赏玉、藏玉。玉是至善至美的象征。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玉步、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

玉的温润而泽、缜密以粟等自然特性都被解释为类同人的仁、智、义、礼等美德，并且因玉兼具多样美德，所以成为君子的道德楷模，“君子比德于玉”和“温其如玉”，耳熟能详。

古玉多为帝王皇家、达官贵人所用，从用料、制作工艺、文化气息上有着厚重深奥的内涵。除了欣赏古人的琢玉技艺、品味高古玉中神韵飞扬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外，把玩一块古玉，就像品读着年代久远的历史的传奇，手中古玉演绎的人间故事隐约可观，古意融融，人玉灵通。二千多年以来的古玉历史中，若论文物价值，为有名的就是“和氏璧”传说以及秦始皇用之琢成的“传国玉玺”。

玉印历代形制略见变化，但崇玉、喜玉的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帝后篇

最初的玉玺是由秦始皇嬴政和丞相李斯用和氏璧琢成，印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被后世称为“传国玉玺”，代表“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喻义。秦灭亡后，玉玺被汉传承，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西汉末年，王莽篡正，命其弟安阳侯王舜逼孝元太后王政君也就是王莽的姑姑交出传国玉玺，太后掷玉玺于地上，崩破一角，其后王莽用黄金镶补。玉玺曾为孙策所得，最后不知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历朝历代的皇帝宝玺存世者寥寥无几。唯明清两朝的帝玺有较多遗存，特别是清代，完整地保存下来，绝大部分收藏于北京故宫。

到了宋太祖，曾自制“大宋受命之宝”昭示天下，这一做法被后世沿用。作为皇帝的御用之物，宝玺制作时多由皇帝下旨，由内府各作御用工匠完成，要求严格，做工精细，极具皇家雍容华贵特色。

清入关以前，努尔哈赤有一方玺印，是明朝皇帝所赐“满洲建州卫印”。皇太极则有两方满文金印。顺治约20方，康熙约120方，雍正204方。这其中，康熙御用“敬天勤民”(图1)玺印，曾拍出9260万港币。雍正帝则刻有“万国咸宁”(图2)一印，语出《周易乾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强调“综括治道无遗，而为君者必如是，然后可谓尽君道”之意。

到了乾隆时代，乾隆认为玉玺“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十分看重。1746年，乾隆根据《周易太衍》中“天数二十有五”的记载，钦定御宝为二十五方，希望清王朝也能传至二十五世。这二十五方印玺便被称为“清二十五宝”，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一直沿用至宣统末年。

在清代，出现了专门把皇帝玺印制作印谱的做法，尽数收集钤盖，装订成册，称为“宝薮”，以流传后世。

乾隆有“恋印癖”，一生拥有玺印1800余方，钤用于古今书画之上的也有上千方之多，乃是在书画作品和图书上留存印章最多的皇帝。乾隆帝所用玺印，注重材料的精美，多采用田黄、羊脂白玉、水晶等世间稀罕之物为之，体量极其巨大。有意思的是，同一内容的印文有时多达几十方，如“八徵耄念”和“八徵耄念之宝”（图3）各有63方，“古稀天子”（图4）和“古稀天子之宝”刻过42方。也许在乾隆看来，唯其如此才能与他的太平盛世之气象相匹配。

除康雍乾三位皇帝印章极有名，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那就是慈禧。

咸丰六年，慈禧太后获得了最早的一枚具有“身份证”性质的银镀金质“懿妃之印”。慈禧最后一枚宝玺为“谥宝”，乃慈禧死后不久刻制的，供奉在太庙中作为祭祀的对象，印文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之宝”，长达27个字。

众所周知，“御笔”多半是指由皇帝亲自创作的书画、文章等。清末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却使用过许多“御笔之宝”，最大的一方为檀香木交龙纽“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图5），印面达25.3厘米。另外还有一方以寿山石制作的“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图6），印面10.4厘米见方。特别的是，此印纽上端全被凤鸟占据，形成“凤上龙下”的态势，构思奇巧，预示了慈禧虽为皇后，却实有帝王之尊。

帝后印章有别于文人将印章作为风雅之物，恢复了印章本身的功用，成为权力的象征，一如汉印中占多数的官印。清朝对皇后玺印的形制有着严格规定，配备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制作程序。皇后玺印只有经过皇后册封典礼方有效力，之后宝玺应置于皇后宫中，以证明其身份和地位。帝后类的印章，因其使用者身份的特殊性，尤具神秘性，材质上自然也占尽天下之先。

缶庐篇

吴昌硕作为近代以来有着巨大影响的诗书画印“四绝”的大师级人物，篆刻创作无疑是他的“头牌”。对于其篆刻作品的关注与收藏，时常成为热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昌硕篆刻作品，乃是吴为不同地域、阶层的人所刻，精彩纷呈，增加了艺术含金量。

“马衡”（图1）、“马衡印信”（图2）和“叔平”（图3）三印是吴昌硕为马衡所刻。马衡曾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昌硕是第一任西泠印社社长，马衡是第二任。马衡评价吴昌硕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1905年，马衡请吴昌硕为他书写斋名“凡将斋”，马衡对此十分珍惜，请工匠将其制成斋堂匾。

“成多禄印”（图4）、“多禄长寿”（图5）和“澹堪居士”（图6）是吴昌硕为成多禄所刻。成多禄以诗歌、书法闻名于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誉为“吉林三杰”。

“张公之束”（图7）是吴昌硕为同乡张鸣珂所刻。张鸣珂曾经记下与吴昌硕交往的感受：“性孤冷，工诗，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画，天真烂漫。”对于吴昌硕的篆刻，张鸣珂给予很高评价：“仓石治印独往独来，一空依傍，论者谓与吴让之、赵撝叔，如鼎三足。”

“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图8）和“勋伯赏鉴”（图9）两印是吴昌硕为合肥人张广建所刻。本为当地不第秀才，光绪年间流落京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后至山东，为巡抚袁世凯器重。

“寿枢”（图10）、“菩薛（萨）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图11）和“合肥蒯氏自闻斋收藏印”（图12），是吴昌硕为同是合肥人的蒯寿枢所刻。蒯寿枢精书画，富收藏。这批印章石材名贵，雕刻精美。

故宫藏吴昌硕篆刻作品，为研究吴昌硕生平和交游历程，提供了宝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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