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华门往东走数百米，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会看见一栋并不高却极具特色的建筑：三层小楼的顶部，保留着传统的中式屋脊，覆以绿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这就是翠明庄宾馆。

建筑坐西朝东，东边有一座古朴厚重的大门，对开的大门上镶嵌着门钉，似乎昭示着这座建筑昔日不一样的身份。东侧院墙的文物标识牌给出了答案：这里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

记者与北京联合大学党史专家李瑜，一起走进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历史记载变得鲜活而生动。

翠明庄宾馆

上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在此购地拟盖戏园。没过多久，北平沦陷，侵华日军占用此处，建起一座高级招待所，并将其命名为翠明庄。抗战胜利后，这座建筑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成为励志社的地盘（励志社总社在南京，正式成立于1929年1月1日，它始于宋美龄设立“军人之家”的建议，由蒋介石亲任社长，1933年成立北平分社）。

1946年1月14日，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京饭店宣告成立，办公地设在协和医院。罗瑞卿、李克农率领中共代表团的机要、电台等工作人员进驻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参谋长先由罗瑞卿担任，后为薛子正担任，李克农任秘书长，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暂时住北京饭店）。

当时的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北平分社的地盘，中共代表团的居住环境可想而知。里面的服务员，身份复杂，很多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意味着，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在他们的监视和掌控之中。与敌人的斗智斗勇，从中共代表团入住的第一天就拉开帷幕。

耿飚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早期成员之一，当时他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任交通处处长。他后来写了关于军调部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一些生动的细节。

在抗战期间，耿飚曾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派遣过四五十名同志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与一些同志失去了联系。1946年，参与军调部的工作后，来到北平的耿飚，还有个任务就是找到失去联系的同志。因此他经常离开住地，而他每次出去，都有特务跟梢，有时他来回十几趟，才能甩掉特务。不过，时间久了，耿飚也认识了这些特务，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有一次，耿飚去看电影，又被特务跟梢。他看见两个特务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他就干脆多买了两张票，转身送给身后的特务，并对他们说：“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两个特务被耿飚弄得措手不及，一边道谢，一边说：“我们是奉命行事。”

有一次，耿飚发现监视他的一个特务，好几天没露面，耿飚特意问其他特务，他们说那个特务在家“打摆子”（患了疟疾），耿飚就给那个特务买了点奎宁，送到他家。那个特务非常感动：“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共产党倒来照顾我。”

耿飚和那个特务交谈起来，特务把他们内部的情况，包括对中共代表团领导同志的盯梢分工告诉了耿飚。他还告诉耿飚，在翠明庄装有窃听器。耿飚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克农，李克农开始不太相信：特务怎么会透露如此机密的情况？后来，经过一番搜寻，在翠明庄果然找到了窃听器。李克农对耿飚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而这，只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所经历的一个缩影。

李克农在翠明庄工作

李瑜介绍，中共代表团在翠明庄的主要领导人是李克农（当时他还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叶剑英则住在景山东街3号的叶公馆，虽说是“公馆”，其实也有很多国民党派去的特务。

翠明庄宾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李克农当年在翠明庄的房间，格局依然如昔：这是一个套间，最外面为会客厅，中间是工作间，最里面是起居室。当年的房号是0216，如今也一直未变。

翠明庄宾馆0216房间

因为此次探访翠明庄，还安排了拍摄计划，这套房间自然成为拍摄的重点。拍摄时，大家笑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这个套间里感受一下。如今说起来似乎非常轻松，而当年这里的生活却异常紧张。

翠明庄的“服务员”，一天收好几遍纸篓，两小时就换一次床单，今天不是要检修门窗，就是要清查家具或者检修电话……他们就是想利用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房间里的材料收集起来，拿回去当“一手资料”分析研究。

为对付国民党特务“收纸篓”的小伎俩，中共代表团“见招拆招”。李克农让大家没事就故意在纸条上随便写写画画，附上一些电话号码或是人名地址，然后把纸撕成小碎片，扔进纸篓里来迷惑敌人。李克农解释说，这些特务既然对这些感兴趣，就让他们拿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待着也没事干。

即便是面对如此困境，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在国民党政府要害部门发展了一批重要情报人员。根据这些情报，党中央提前做好部署，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进展。其中，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谢士炎最具代表性。

1946年，谢士炎参与拟定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谢士炎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反动深恶痛绝，再加上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因此，在国共和谈期间，他决心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他将张家口整个作战计划的重要情报，送到了位于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手中。

后来，谢士炎以及二处少校参谋孔繁蕤（石淳）、代理作战科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军法处少校副处长丁行（1927年就已入党）、谢士炎、石淳、朱建国以及赵良璋被捕。

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将他们杀害在位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临刑前，五位英雄高喊革命口号，视死如归。他们也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牺牲于南京的“北平五烈士”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军调部名存实亡。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返回美国，1月30日，国民党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1947年2月7日晚，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北平各界400余人告别。他在讲话时说到，这次离开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来的。2月21日，叶剑英率领最后一批军调部中共代表和物资，乘飞机离开北平，返回延安。

两年之后，叶剑英依照承诺，再次回到北平。而他回归之时，也是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民获得新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