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生死关头 确立核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载入史册的遵义会议。

1964年11月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雪。毛泽东午睡后起来不久，工作人员告诉他，贵州省专门来人请主席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欣然挥毫题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一幅题字。从这幅题字可见遵义会议在他心中的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与朱德

拨转航向

挽救红军挽救党

长征之初，毛泽东因患疟疾，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在1934年10月中旬过了于都河后，他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和毛泽东一样坐在担架上的，还有久伤未愈的王稼祥。据王稼祥的孙子王光龙介绍，他曾听奶奶说过，爷爷在长征时伤还是很重，有一次毛泽东去看望，还以为快不行了。

宿营和休息时，同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和王稼祥经常交谈，商讨党和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介绍，1934年4月广昌战役之后，王稼祥已经觉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长征开始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又把战略转移变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落。

周恩来曾回忆：“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

“橘园商谈”统一意见

1951年出生的王光龙，尽管青少年时代是在祖父王稼祥的身边度过，但祖父并未对他讲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直到重走长征之初的路线，他才体会到当年的艰辛。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不是简单地开一次会就解决了问题，实际上是经过了漫长的、几个月的酝酿。”王光龙介绍说，从通道会议改向贵州前进，再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是遵义会议的前奏，而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又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对王稼祥来说，那段时间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他光辉人格的体现。

周恩来曾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洛甫即张闻天。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有个“橘园商谈”。遵义会议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耿飚晚年回忆说，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前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样打仗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这意见告知彭德怀，同时又告诉了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因为有了这些商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大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已经形成支持拥护毛泽东的良好基础。

王稼祥投出关键一票

遵义市红花岗区古寺巷，原为国民党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易怀之的私宅，是中西合璧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建筑。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就住在这里。

根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资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古寺巷住宅内，酝酿形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即“毛张王提纲”，准备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主要的报告”，为遵义会议解决“左”倾错误的军事和组织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十多张椅子整齐地围绕着中心的长桌，而86年前的那场会议上，有方凳有长凳。据史料记载，腹部有伤的王稼祥躺在藤椅上参会，聂荣臻因脚伤每天坐担架到会。

继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提出批评后，王稼祥也作了发言。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

王稼祥的发言很短，却使会议进入高潮，因为他明确提出应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一意见分量很重。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朱德发言痛斥左倾

在这次会议上，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发生激烈的撞击。

毛泽东旗帜鲜明，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在遵义会议上，朱老总也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朱德外孙刘建介绍说，朱德对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危害有着直接而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据当时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后的苟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最后完成，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苟坝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在这间会议室举行

【百年回眸】

独立自主从此开始

一场为期三天的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

遵义会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多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都强调了转折的作用。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周恩来这样评价，“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1972年，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周恩来又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