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边区立国 人民当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谢氏祠堂里举行。刚成立1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宣告成立崭新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次以国家政权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这一称呼由此叫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预演。苏维埃是俄文的汉语音译，意为“代表会议”。毛泽东曾评价道：“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苏维埃临时政府大礼堂旧址

红星闪耀

共和国精彩预演

井冈山会师之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经过艰苦奋战，在赣闽地区建立了中央苏区，成为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1930年初，中共中央指出：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同年9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时表示，全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发展到了12万人，应当加强组织上的领导，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临时政府。

1931年，苏区范围不断扩大，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时机已经成熟。

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开展工作。1931年11月起，项英在较长时期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致力于苏维埃政权建设。

日前，项英之女项苏云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中华苏维埃往事。

山坳里的“开国大典”

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村中一棵古樟旁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房。1931年9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迁到瑞金，在叶坪村的这座小楼里落脚。这里成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临时住处及办公处，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办地。

刚刚指挥红军将士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在叶坪村还要筹备一件大事：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召开“一苏大”，需要一个能容纳千人的礼堂，村里只有叶氏祠堂符合要求。“我父亲与筹备人员找到村中的长辈商议，提出另建一所房子，作为安置叶氏祖先灵位和家族祭坛之用，把这座祠堂腾出来作为会场。”项苏云说道。

1931年11月7日，阅兵式在祠堂外的广场举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站立在检阅台前，挥手向红军致意。阅兵式结束后，在祠堂内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10余人，包括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项英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写下了著名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项苏云表示：“父亲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大会圆满的召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正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堪称新中国的伟大预演。

共和国的雏形

1931年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

为了有效治理国家，苏维埃政权在成立之前，就着手制订宪法。毛泽东、任弼时电告中央寻找法律人才，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梁柏台，被委以这一重任。11月5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的秘密电报，梁柏台据此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并提交大会讨论通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制定的第一部红色宪法。

中华苏维埃政府还开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政治变革。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苏维埃实施选民登记制度，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凡在16岁以上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形态。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瑞金，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新华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瑞金找到自己的“根”。从国体到政体，从政府组建到法律的颁布，新生的红色政权在敌人的一次次重兵围剿和封锁下，实践着共产党对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

瑞金，成为孕育共和国的红色摇篮。

治国安民的成功实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不过，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依然取得了突出成绩。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带领苏区军民持续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农民开展烧田契、打土豪的斗争，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在此期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次明确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

在艰苦的条件中，中央苏区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徐特立等还编写了《工农兵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总是人，一不平，大家鸣……”以此来启蒙儿童的思想。

中央苏区政府还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学习文化。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等，并到处设立识字牌，使得中央苏区的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当时的一首山歌最能表达人民喜悦的心情：“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百年回眸】

《共产党宣言》随身携带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随军行动，各种办公设施、家当，包括公章、油印机，甚至桌椅板凳都一起带上了，踏上了漫漫征程，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2月，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1937年9月22日，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正式结束，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参加对日作战。

长征出发时，项英奉命执行掩护红军主力的任务，留下进行游击战争。“我父亲与陈毅一同进行了三年的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撤离。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艰苦，只能硬扛。”项苏云说道，“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父亲所依靠的，就是一部随身携带的《共产党宣言》。”

1931年3月，项英动身前往中央苏区4个月之后，项苏云在上海出生。7岁那年，她才与父亲在延安首次相见，短暂的12个日夜，是她一生中与父亲相处的全部时光。在采访中，项苏云拿出一张与父亲的合影，“这是邓颖超给我的照片，是我和弟弟唯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她说父亲当年把这张照片洗了很多张，送给他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