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中国，鼎立世界文明数千年，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艺术。1951年，潘达于将珍藏的两件青铜重器——大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献国家。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最近，双鼎将重聚。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两馆将共同促成大盂鼎、大克鼎先后在上博、国博联袂特展，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创开发等领域的深入合作。6月10日下午，两馆在京共同举办建党百年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发布聚首“时间表”：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于6月18日开幕，预计展期1个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专家说，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而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为配合双鼎互展，上海博物馆将于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随后，双鼎将在北京展出。国博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在建党百年各自策划主题展览，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博物馆人对当年的捐赠者潘达于先生捐赠义举在新时代的崇高敬意，也是我们博物馆人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的一份深情礼赞。

国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晓云介绍，大盂鼎、大克鼎作为两馆的馆藏重器，以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历来都是文创开发的重点。两馆业已开发的与青铜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加在一起超过160 款。双鼎合璧意义重大，给文创开发团队以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希望通过文创的手段，将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变为永恒。

大盂鼎故事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器厚立耳，折沿方唇，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整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凹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及庶人等。铭文辞“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至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铭文中“有”、“厥”及“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地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

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

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