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写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是五项原则作为整体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周恩来率团参加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求同存异

力挽狂澜破僵局

世界知识出版社原主编黄书海曾作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翻译，亲历了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

“当时要迎接万隆亚非会议，但使馆人手不够，特别是印尼文的翻译很缺。”黄书海告诉记者，正是凭借出色的印尼文和中文能力，他在1954年年底从印尼华侨报社被中国驻印尼使馆吸纳为外交官，由此开启了横跨自己大半生的外交生涯。

万隆会议在1955年的4月18日开幕，黄书海和同事作为先遣小组提前到万隆“打前站”。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所有万隆会议相关的英文、印尼文资讯翻译成中文，提供给由周恩来总理率领、即将抵达万隆的中国代表团做参考。

一天早上，黄书海拿到一条内容令人不安的通讯稿：中国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进入印尼领空后爆炸。

“万隆会议有三个危机，但都被周总理化解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第一个。”黄书海说。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

“小黄，你再念一遍！”

黄书海回忆，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消息，他的手都发抖，领导听了也很紧张，又让他重复念了好几遍。

当时周总理率领的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正从国内赶往印尼参会，黄书海和同事都非常担心代表团和周总理的安危。“但当时没有消息，不知道总理是不是在飞机上。大家都很着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严厉的封锁措施。周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是新中国迈向国际舞台的第一步。让28个一起参会的亚非国家和其他没有参会的亚非国家了解新中国的想法和态度，对中方而言意义重大。

可是，大会开幕在即，却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中国代表团究竟还要不要参会？即使总理不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中国代表团在发生了如此严重事件的情况下，还会来吗？”黄书海说，当时无论是他们这批先遣小组，还是万隆会议各方，对此都高度关注。

4月16日，万隆会议开幕前两天，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另一架印度客机“空中霸王号”在雅加达机场降落。当周总理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的接机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对周总理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原来，在准备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前，周总理收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访问邀请，临时改变行程，在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最终仍取道缅甸抵达印尼，如约赴会。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

由新中国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在1955年的4月18日开幕了，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的主题是团结，但却在起始阶段弥漫起火药味儿。“一些受到美国指使国家的代表，发言时纷纷把矛头指向中国，一下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很紧张。” 黄书海说，看到这种情况，苏加诺和主持会议的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感到有些悲观，“他们担心这样搞下去，这个会议肯定要分裂，或者开不成，因为攻击的声音来势很凶。这是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遭遇的第二个危机。”

压力之下，周总理临危不乱。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了，他提出推迟发言次序。

“本来代表团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发言稿，介绍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但遇到当时的状况，周总理决定把原稿作为书面材料发给各国代表，现场起草一个有针对性的发言稿。”黄书海说。

周总理上台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掷地有声的开场白，89岁的黄书海至今仍记忆犹新，“话音一落，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整个会议的气氛被扭转过来。很多人都被总理精彩的发言打动，消除了对新中国的误解。像印度的尼赫鲁和印尼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领导人，还有一些刚刚在发言中攻击中国的代表，都争相和周总理握手。”

万隆精神应运而生

万隆会议前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中缅还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

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和平友好的态度赢得与会各国的尊重。在草拟大会联合公报这一会议重要成果时，周总理提出可以采用中、印、缅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一些国家不同意。虽然我们在大会上展现出的姿态影响到了他们，可他们脑海里的一些偏见还是根深蒂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算是第三次危机。”黄书海说，周总理主动把五项原则分解为七项原则，但有些人还是不同意，他们不喜欢“共处”（co-existence）这个说法。于是在中方提议下把“共处”替换为了“和平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这是周总理的秘书、曾在美国留过学的浦寿昌从联合国宪章文本中找到的。“这下他们再没有理由反对了。”

最终，大会联合公报把七项原则又扩大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中国代表团以友善和智慧化解了分歧，万隆会议有了圆满的结果。

万隆会议会场

【百年回眸】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于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应运而生。这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也是对新型外交关系的概括和总结。它首先用于处理中国同邻国的关系，随后又用于处理中国同各种类型国家的相互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来自公认的国际准则，周恩来的创造性和贡献在于他从诸多国际准则中提炼出这五条，并将其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同时，这五项原则也反映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点，即法律约束和道义约束的合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章百家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的方式共同提出，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因而能迅速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有效突破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孤立。”

此后的长期实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有生命力，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冷战结束后，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唯一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