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49

面对苦难不屈挺起脊梁奋战

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力量相对薄弱，对于科学技术的探索主要聚焦在思想与理论层面，也开始早期的科研探索和科技管理实践。随着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的认识逐步深化，并走向成熟，形成了适应革命形势的科技思想，为革命根据地科技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领导的科学技术工作，带有鲜明的军事性和实用性特点，如我党的兵工专家刘鼎制造了革命武装最早的火炮、无线电专家李强和张沈川研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取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等政策文件。科学技术在军工、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在兵工厂开始制式化生产枪械、弹药，研究适于山地和游击战的掷弹筒，以及采用马兰草造纸、改进纺车等以满足自给自足发展等民生方面的科技成就。

解放战争时期，为有力支援革命战争，迅速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各解放区成立了许多专业化科研机构，有效开展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决议和指令，如1948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吸收或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这些人在解放后绝大部分继续从事科技工作，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中坚。

红色电波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代，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亟需加强与各根据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展无线电技术、培养技术人才成为当务之急。自1928年起，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让中国的无线电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无线电台成为指挥战争、部署工作最便捷有力的手段，有力保障了党对各根据地的指挥通信顺畅，出色完成了历次重大战役战斗的通信联络任务，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建党初期的神经中枢

为什么优先发展无线电技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与红军根据地主要依靠地下交通员联络，非常艰难。由于没有无线电通讯，中央派往各根据地的交通员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随身携带的文件还很容易泄密，重要情报只能先记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后再复述出来。上海通往南方交通线需要通过香港、广东和福建迂回进入苏区，整个路程长达两个月时间，中央的紧急指示无法及时送达。

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及工农红军的联系与领导，党中央迫切需要把无线电台建立起来。

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是如何诞生的？

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

当时，中共对无线电技术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和设备，像电子管这种敏感器材根本无处可买。李强领受任务后，开始钻研无线电技术，又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各无线电行业的人广交朋友，冒着生命危险购置一些自制电台所需的关键零件、工具以及制作收发报机的线路图等。然后隐蔽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参照着英文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出于安全考虑，李强几次转移研究场所，终于在1929年冬，于上海福康里的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内，凭借过硬的技术能力，成功安装出一部50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为什么被无罪释放？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有这样一幕，日本特务突然闯进中共情报人员李侠家，从地板中搜出了发报机，却没有找到收报机。宪兵摸了摸尚有余温的收音机，便将李侠抓走了。事实上，李侠的收音机由党中央选派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涂作潮（代号“木匠”）巧妙改装，变成了收报机。改装的关键在于两根铅笔粗的线圈，由音量控制器变身为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在日本人闯进来之前，李侠撤掉了两根改装的线圈，捋直、揉乱，收报机又变回了普通的收音机。单凭一个发报机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电台，由于证据不足，日军无法给李侠定罪，最后把他释放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中英雄电报员李侠的原型就是李白烈士。他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之后的解放战争，长期坚守着上海的秘密电台。1948年12月29日，李白被国民党抓捕第二次入狱后，受尽极刑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机密。1949年5月7日，李白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二十天后，上海解放，李白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八一式马步枪

我们有了自己的“八一式”步枪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匮乏，严重制约着抗战形势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于是，八路军军工部责令军工一所副所长枪械专家刘贵福等人在无名式马步枪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改进，新枪于1940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定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它是人民兵工自己制造的第一支制式化步枪。进行实弹射击时，徐向前背上枪不肯放下：“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八一式马步枪有哪些独特性能？

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而设计的，具有体积小、射击准确、便于制造与使用等优点。该枪口径7.92毫米，枪重仅3.36千克，膛线4条，枪管长度570毫米，有效射程范围200米。比一般步枪短100-200毫米，近似马枪，短而轻、后坐力小。枪上采取了加强型三棱刺刀——三棱刺刀平时折叠在枪身下方，用按键扣合，拼刺时可随手甩出刺刀，这样对争取时间、争取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而且在行军时，不会有明显的刃面反光，有利于隐蔽。

枪的准星可以调节射击偏差，200米内精确度相当高，样枪通过了连射200发的测试，被彭德怀誉为“天下第一准星”。

没有枪，没有炮八路军如何自己造？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击实力”确定为紧急任务。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刘贵福等人自行设计制造八路军第一支自制步枪——无名氏马步枪（获得1939年5月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甲等奖）。后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工业。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将兵工厂定在黄崖洞（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八路军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并作为制式化、批量化步枪的研发与生产基地。

为了解决材料不达标、技术不足、设备简陋等问题，刘贵福等人想了很多土办法：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利用磨盘打造枪管孔洞，用纺车式土镟床拉出合格膛线，改进淬火工艺，解决了枪机撞针和刺刀硬度等问题。

八一式马步枪是八路军抗战时期产量最大的制式步枪，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为推动人民兵工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把一切献给党“中国保尔-吴运铎”

“一个人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无限地忠诚于这个理想，他就能经受任何风雨和困难的考验。”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吴运铎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抢挑最重的担子，敢肯最硬的骨头，遇到危险总是冲到最前面。他和战友们在山沟里建立了新四军第一座兵工厂，制造出了新四军的第一支步枪、第一颗子弹、第一枚迫击炮弹、第一颗地雷。解放战争期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和试验场，使得技术成果能迅速转化为可靠的产品，大大缩短了兵工产品的研制周期。

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在20世纪50年代脍炙人口，发行500余万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曾影响了几代人，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军民有衣穿

延安的纺车，织出温暖与自强

1938年10月以后，在日军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以及连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供给几乎陷入绝境，困难到如毛主席所说“几乎没有衣穿”。

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保障延安军民穿衣，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每人都承担了一定的纺纱任务。同时为了提高纺纱效率，1944年，中央农委组织技术人员创造性的将普通纺车改造成“加速轮”纺车。那时候在延安，纺车就是战斗的武器。大家用自纺的纱，织成布，做军装，做鞋袜，上前线，打敌人。

“加速轮”纺车是怎样提高生产效率的？

大生产运动中，一半以上百姓不懂纺织，虽然后来边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仍面临很大困难。

为解决边区军民“穿”的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干部群众纺线。1944年，为了解决延安土制纺车轮小、摇起来沉、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各路技术能手响应中央号召，共同研究技术改革，创造了一种“加速轮”纺车，在普通纺车的摇轮与锭子之间加上大小两个轮子（大轮直径三寸，小轮一寸，两轮固定在同一轴上），小轮的弦连到摇轮上，大轮的弦连到锭子上，摇轮转动带动小轮，大轮随小轮转，大轮的弦带动锭子，因为大轮比小轮直径大三倍，所以摇轮同样旋转，锭子旋转可以快三倍。普通纺车每一条线要摇三至五周，线要拉的很慢，这种纺车只摇两周或周半就行，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抗日根据地如何解决人的第一要务吃与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及经济封锁，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曾这样描述边区的困境：“……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面对如此严峻局面，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摆了三条路：“第一，不干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共渡难关。”这风趣的话语让人们对解决经济困难豁然开朗，于是大生产运动在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各个根据地和大后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

毛泽东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带头开荒生产，他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年过五旬的朱德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他不但手把手教年轻人耕种，还带头拾粪，一有空闲时间，就走进菜园里劳动。

为解决边区人民群众“穿”的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干部群众纺线，周恩来和任弼时不顾工作繁忙，坚持在空闲时间积极纺线，并在纺线比赛大会上被评为纺线英雄。

通过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不仅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给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转变了干部作风、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马兰草造纸

农场牛羊肥，马兰草纸俏

1939年9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包括禁止纸张和亚麻等物品输入，造成延安和边区造纸原料紧张。书籍报刊无法大量印刷，抗战文化、新闻宣传、学校教育和日常办公等工作得不到有效保障。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边区政府安排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程师华寿俊尽快造出纸来。华寿俊带领技术人员对造纸原料进行了多种尝试，最终选用了边区非常常见却看似无用的马兰草，并用其造纸获得成功。马兰草纸不仅解决了当时用纸困难的局面，更为《解放日报》的印刷、整风文献和党的七大文件提供了充分的纸张保障。

朱德总司令曾作诗“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来表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华寿俊因在马兰草造纸的贡献，获得“劳动英雄”的称号。

马兰草是如何变“马兰纸”的？

1939年11月，边区政府安排华寿俊到陕甘宁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作，任务就是提升印刷纸张的质量，解决边区新闻刊物、文件、教学书本等印刷用纸的难题。

华寿俊等人先后试过稻草、麦秆、高粱秆等，造出的纸质量较差，而且把牲畜的主要饲料用来造纸，显然不合适。华寿俊经过调查发现，陕北长有一种常见的马兰草，纤维强度大，根节少，容易处理，且年年收割取之不尽，是一种丰产的较理想的造纸原料。但是用马兰草造纸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面对的困难和问题非常巨大。除了解决原料，刘福曾、陈树铭等还解决了配套的蒸煮设施问题，选料、蒸煮、漂洗、打浆、抄纸……经过两个多月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最终造出的纸张平整光滑。马兰草造纸成功了。

掷弹筒

我们也要造“尖端武器”——掷弹筒

1939年至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在华北实施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而当时的八路军与日军交战，受敌人掷弹筒攻击导致损伤严重，并且严重缺乏攻坚火力。战场上的新态势、新需求对兵工厂提出了新的要求。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军工部尽快研制掷弹筒：“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抗战期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军工部部长刘鼎带领工程处郭栋才等技术人员，于1941年2月，试制五零掷弹筒和炮弹成功，射程可达700米。掷弹筒及其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到1941年11月，累计共生产掷弹筒800多个，掷弹筒弹2万多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战功。

红色兵工泰斗——刘鼎

1940年5月，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到任后，建立了一套在战争环境下管理兵工厂的制度；统一了武器的规格和质量标准，提高了生产水平；组织设计与生产出多种枪械、五零掷弹筒及炮弹，在太行山区开创了八一式马步枪、单响短枪、枪弹发射药、烈性炸药、火炮和炮弹的批量生产，对八路军的武器制造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刘鼎是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如何攻克掷弹筒和弹药的关键技术？

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常常遭遇日军掷弹筒的近距离轰击，难以发挥近战优势。形势逼人，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下，刘鼎组织技术人员开始了掷弹筒及其弹药的研制。

研制掷弹筒及其弹药需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

原料问题，因缺乏性能优良的钢材，就将从敌占区拆卸的铁路道轨在高温下经过反复锤打、镦粗，再在车床上加工成形，或者将道轨底面经过碾压，再进行卷焊。

加工问题，没有加工来复线的设备，就将炮筒改为滑膛结构，通过适当增加炮筒长度来保证射击的距离和精度；同时，生产炮弹缺乏钢材和铜材，他们就反复试验，将外国铸铁韧化处理工艺和老百姓焖火技术相结合，研制出土洋结合的火焰反射加热炉，自力更生向武器装备现代化迈进，开创了在太行山上制造炮弹的历史。

党领导的军工人才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大量难题，有效保障了前线作战需求，也锻炼与培养了我党的军工技术专业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