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兴业路，高楼大厦间，藏着片整饬一新的旧式里弄。

以石料作门框，配以厚木门扇，门楣采用西式花纹点缀——这样中西合璧的产物被称作“石库门”，颇有老上海的风格。

一百年前，就是这样一栋石库门住宅，见证了一场开天辟地的会议，孕育出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

1921年，13名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人聚集于此，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都为寻一个梦想、找到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国事沉疴不起，到底何为救国之良药？

一百年前，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令人应接不暇；外忧内患、民生困顿、国力凋敝……沉沦的中国亟须振作精神。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寻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觉得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石库门正是一种隐喻——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交融碰撞，风云际会下，奏响了影响世界的交响曲，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

1927年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

时不时飘来的炒菜香、三三两两围坐的老街坊，如今步入上海南昌路100弄，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熟悉旧事的人，还知道这里的另一个名字——老渔阳里。这个始建于1912年的老街区，共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楼房8栋。其中2号楼坐北朝南，由于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被称作“柏公馆”。

1920年初，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陈独秀经海路抵沪，4月，携家人入住“柏公馆”。选择在这里落脚，绝非随意之举。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看来，陈独秀选择老渔阳里，一来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更重要的则是这里的“地利”。1914年，法国借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界的许可。法租界随之扩大数倍，也使当时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脱离中国当局管辖，进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辖范围。

客观上，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松懈；其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返沪后，陈独秀立即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仁们，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编辑部的地址，也自然而然地选在了这里。

复刊后的《新青年》，开始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惠僧回忆：“楼下的堂屋是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编辑撰稿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陈望道回忆说，当时“大家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

正当陈独秀搬入老渔阳里2号的时候，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抵达上海。经李大钊介绍，他多次与陈独秀交谈。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其草案共有10条，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目的等内容。

关于党的名称，起初陈独秀更倾向于“社会党”。1920年9月1日，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便称“吾党”为“社会党”。1920年8月至9月间，正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书信，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建议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最终为中国共产党定名的，还是李大钊。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8月，他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请他与李大钊商议，党的名称究竟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好。张申府深知此事的重大意义，特意请教李大钊，最后定名——中国共产党。

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一起，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中，明确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需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要从资本家手里夺取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

1920年，身处北京的李大钊，也于北京大学创立了“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外文音译，意为共产主义。顾名思义，“亢慕义斋”即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

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的传播。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难免有思想的碰撞。作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上海更为新学说、新思潮的激荡，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彼时，上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产业工人。陈独秀抵沪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1日，他发表了名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他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同一天，他又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点明了工人阶级应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同时，诸如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也开始传播。这种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思想界一股重要思潮。在共产主义小组出现后，一些自诩同为“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到共产主义组织中。只不过，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纲领并不认同。在不同思潮的冲击下，一时间各地都出现了“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先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争论。

时年27岁的毛泽东，亦在寻找着“心中的道路”。

“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从给友人陶毅的信中，足见得毛泽东对寻路的热望。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

1937年，已经率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那个夏天：“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也正是在这次会谈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创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毛泽东同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五种，这五种方法，他有的亲身实践过，有的反复研究过。“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上海，但此时陈独秀已南下广东省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马林找到了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通过书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一致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他们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住在家中，与妻子租住旅社的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假借“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被安排住在博文女校内。

如今，仍能一窥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的全貌。当年，“一大”代表们下榻于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这里不仅是代表们的食宿地，也是交流建党想法的活动场所。

“一大”的会场，则在距博文女校3分钟脚程的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住所——这栋二层石库门小楼旁边就是菜田，人烟稀少，正适合会议要求。

“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1921年7月23日晚，伴着上海滩的燥热与田地里的蛙鸣，会议开幕了。主要议程是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会上，代表们针对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最初在李汉俊与刘仁静之间展开，李汉俊认为，党的主要任务应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而刘仁静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员能不能在现政府里做官，也成了会上激辩的重要话题。代表们各抒己见，争执不下，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7月30日，第6次会议召开，大约晚上8点多，一名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忽然闯入会场，张望一番后又借口走错了匆匆离开。早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意识到危险，立即中止了会议，参会者迅速撤离。

事实证明，马林的预感并无错误。代表撤离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警探就突袭了李汉俊家。当时留在现场的陈公博日后撰文回忆：“（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下一站去哪里？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继续举行。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曾在嘉兴女子师范读书，对嘉兴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一大”转到南湖继续进行的会务工作，就是她来安排的。

8月3日，王会悟赶早班火车来到嘉兴，但也没订到想要的大画舫。因为当时坐画舫需至少提前一天预订，最终她只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包餐食。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李达、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等代表，也乘坐火车从上海北站抵达嘉兴。一路上，代表们分别乘车，在不同车厢落座，装作素不相识。车票目的地是杭州，在经停嘉兴时，他们佯作下车散步，然后快速混入月台上嘈杂的人群。

随即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从狮子汇渡口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登上预订的开会游船。

16米长、3米宽，这条中型单夹弄丝网船，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船舱内右边有一条狭窄的贯通夹弄，便于通行。前舱搭着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厨灶，船艄还系着一条小拖梢船，便于接人、购物。一张八仙桌、一桌酒菜，代表们在中舱促膝而坐开会。王会悟则扮作船娘，在船头站岗放哨。为防止会议再遭破坏，代表们开会时船上还放着留声机，装作打麻将。

游船停泊在距湖心岛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一处僻静水域。上午11时许，“一大”在南湖继续进行。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5条，不足1000字，党纲内容简短，但其意义非常重大。党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党的阶段性任务，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原则、方法和要求。图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稿与中央档案馆译文。

“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

寻梦中国未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旗帜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将中国革命引向一条全新的航道。

党眼下要做什么？会议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给出回答：“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对工人的领导，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发展党员，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最后一项议程，是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

傍晚，湖面热闹起来。会议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闭幕时，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在南湖虽然只有一天的会议，但结果是在这里产生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南湖革命纪念馆史料展陈部主任陈莉认为，通过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一个政党成立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就在南湖红船上宣告诞生。随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嘉兴，将革命的火种带到全国。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1963年，董必武曾为南湖会址题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如今仍挂在烟雨楼正厅最醒目的位置。毛泽东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诚哉斯言，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红船于此起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