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梦，摆脱屈辱、民族复兴的梦，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神州大地萌蘖。为了这个梦，几代人上下求索：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试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结果无一例外，饮恨而终。

世局激荡，外缘熏习，梦美迹难寻；危机重重，乱局如麻，如何破茧而出？毛泽东曾经给以解答：“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北京大学学生向天安门进发。

彷徨不已

1910年，暗夜神州风雨如磐。岁末，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向清廷发起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学生代表中，一个叫李大钊的内心正饱受熬煎。立宪改良，是否与虎谋皮？揭竿革命，会否雪上加霜？他彷徨不已。

现实很快戳穿了君主立宪的幻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大钊欢欣鼓舞，认为只要“当世贤豪一力进于建设”，定能“隆我国运”。中华民国成立半年后，他写下《隐忧篇》一文，积极建言献策，似乎勤加呵护，沿此路而行，民族复兴大业指日可待。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支持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仅存数月即告夭折。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景象:与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搬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粉墨登台，结果证明不但不是复兴正途，还沦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袁氏既殁，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则游刃其间，坐收渔利。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强国复兴之梦，还有希望吗？由失望而生出的怀疑，在很多人心中潜滋暗长。

踬踣者屡，而前仆后继！辛亥革命虽然未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率先走出消沉，李大钊正是他们中的典型。这位温良敦厚的文化人并非天生的革命者，即便目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他依然拒斥暴力和革命，希冀在现有资本主义共和国体的框架内制定“善良之宪法”，实行宪政，以再造中华。

然而现实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百计筹谋始终壮志难酬：宋教仁满怀热忱，为实行议会制奔走呼号，惨遭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换来的是疯狂镇压。

壮志难酬

山穷水尽了，还能怎么办？这是当时无数先进分子的胸中块垒。

1916年夏，长沙、湘潭一带，军阀混战正酣。哀民生之多艰，23岁的毛泽东常“不觉泣下”。少小“立志出乡关”的他，“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他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遂生浓厚兴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兴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他满脑子救国设想，并且在一一践行。

先是教育救国。1917年，他在写学友会日志时就提出，人人应受教育，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作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他与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给总统呈文，后来还应聘，认认真真当了一阵“小学教员”。

结合教育，他曾计议建设“新村”：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再把个个新村连缀成片，成为理想的国家。认识到此路不通后，在军阀谭延闿宣称“湘省自治”背景下，他又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提出要“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待一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这样的设计主要还是寄望于军阀，结果可想而知。屡受打击下，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而道路究竟在哪里？

思想革命

帝制对共和的反扑，使同在苦苦寻梦的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腐朽思想布满中国”，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通过批判封建正统思想，撬开遏制新思想的牢笼，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潮。引来的无数弄潮健儿中就包括赵世炎、邓中夏、何孟雄、杨匏安等，还有远在湖南的毛泽东。

民主与科学，使当时的国人，尤其是青年如获至宝，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也为之气象一新。孙中山赞叹这是“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德先生、赛先生从此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正是在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中，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开始寻找走出困境的良方。多年之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1917年末，邻邦一声炮响振聋发聩。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临时政府，世界上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对于正在千盘百折中苦苦寻梦的李大钊，这就是暗夜灯塔。负笈东瀛时曾接触过的社会主义学说，今日展卷再晤，深入肺腑，顿开茅塞。

五四运动后，他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深刻道理。

宣传奔走

1920年初，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等进京请愿，这段时间他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颇多。此时的李大钊已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后来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 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月，陈独秀也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时的毛泽东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沪，特意拜访了陈独秀。他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受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创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此时的他悟到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就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他于1920年末给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0年，一群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其中一位就是周恩来。此时的西方，一战刚结束。周恩来在给天津《益世报》的一篇通讯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不安之现状也。”欧洲国家的缺陷暴露无遗，这使许多醉心于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欧洲的这条旧路还要再走一遍吗？

旅欧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通过实地考察并对多种思潮进行比较推求，也找到了思想的坐标和人生的航向。他郑重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三个必然

正当思想界剧变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悄然发生深刻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厮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赢得喘息之机，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尤其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这些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现实基础。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反思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迫害，陈独秀从北京辗转赴沪。护送其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该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1921年7月，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从天南地北汇聚上海。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帷幕。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举行。

嘉兴南湖，烟雨楼东南，一艘单夹弄丝网船缓缓游弋。就在这间并不宽敞的船舱里，中共一大闭幕，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主张“以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一棹镜里来，岧峣起楼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