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不足一年，人民军队以势如破竹的气势，在全国范围内席卷国民党反动派，胜利比预期中来得更快。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赢得胜利，而是以何种精神面貌去领导这个国家。

1949年3月，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同志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时至今日，它依旧振聋发聩，并指引着我党不断前进。

1949年3月，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影。

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国民党又集中兵力对延安发动了“重点进攻”。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离延安不足10里地，一颗重磅炮弹甚至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不到20米的地方爆炸。此前，胡宗南曾经夸下海口，不打进延安就不结婚。毛泽东成全了他，当天晚上在敌人的炮火中撤离延安。

对主动放弃延安的战略部署，有些同志想不通。毛泽东开导大家：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以后永久地解放延安，进而解放中国。

不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后，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党中央相中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西柏坡村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距河北省会石家庄近90公里，距离最近的平山县城也有40多公里。即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从石家庄开往西柏坡的大巴车，一天也只有三趟。中央领导人是怎么发现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的呢？

其实，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问在座的将军们，如果战斗失利，中央可以往哪里退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便提到过“平山县”。抗日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平山团”就出自平山县。这里革命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极好。

1947年5月，为中央“工委”驻地选址的潘开文、齐明臣，在聂荣臻的一位副官陪同下，沿滹沱河走了30多公里，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西柏坡。当时，西柏坡的房舍不像现在，集中建在平地上，而是沿着山脚拉成一溜儿。民房虽然被日本人烧了，但石基结实，盖个顶就能住。

潘开文绘制了一张地图，并在地图的空白处写下选择西柏坡的理由：“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在陕北暂别一年的“五大书记”又走到一起。在这短短一年间，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国民党军队兵力锐减，而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实力已与国民党军队势均力敌。

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大院，不过是一排低矮狭小的土坯房。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都住在院中。毛泽东的房间又矮又小，连个通风的窗户都没有，因此“五大书记”常围坐在小院中一棵大楸树下开会。楸树旁边有个磨盘，每逢遇到重大抉择，毛泽东常常起来推碾。至今，西柏坡仍流传着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的佳话。

三大战役、土地改革、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发生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已指日可待。此时，萦绕在毛泽东脑海中的问题已不是能不能胜利，而是敢不敢胜利。

跳出历史周期率

“既然能胜利，怎么会还不敢胜利呢？”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不解其意。

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1945年7月，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四年过去，眼看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真正的挑战就在面前。

1949年3月，三大战役已经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顾不上庆祝，而是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3月5日，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负责拍摄纪录片的苏河清记得，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土坯垒墙，檩条搭顶，连电灯都没有。就是在这么简陋的一间大会堂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

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西柏坡革命圣地也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当记者来到西柏坡中央大院、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时，一群身着校服的中学生坐在会场的长椅上，一名老师手持文稿宣读“两个务必”原文：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老师念得庄严，同学们听得认真，时空仿佛在一瞬间穿越回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很快72周年了。中华大地的变化何止“翻天覆地”四字可以形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两个务必”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赢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赶考”永远在路上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迁入北平是大势所趋。经调查，中共中央决定把香山作为进驻北平的第一站。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乘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东北方向进发。

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出发前，毛泽东问警卫员李二亭：“二亭，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想干什么？”憨直的李二亭答道：“进了北平，头一件事是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也高兴高兴，知道我们进北平了！然后，我想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我们能休星期日的话，我要逛遍北平城，也不枉活一世。”

“我们既然进了北平，决不会像李自成只住18天，我们住下来就永远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你逛遍的，不必那么着急。写信告诉家里倒是好事，但也不用立即……”毛泽东若有所思。

两天后，李二亭他们的警卫班，收到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

一、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二、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剧院、影院等公共场所。

三、保守机关机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传。出门不带文件，不带武器。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

这就是著名的“进京八项注意”。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告别了居住将近一年的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阳春三月，香山如画，但毛泽东没有时间欣赏。这个春天，他一边忙着指挥作战，一边忙着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常要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见面交谈。

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卫士李银桥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挑了半天，也没选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对毛泽东发牢骚：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着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一天，毛泽东就穿着这件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后来，毛泽东还穿着它会见过许多客人。

1949年春天，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明白，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国家、治理国家的路更长，更艰苦，更伟大。而要想考一个好成绩，不仅要一切为了人民，更要一切依靠人民；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敢于胜利；不仅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更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春天，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初心。

【追梦启迪】

《甲申三百年祭》要一直读下去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当李自成这一点呢？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进北京，因为没有戒骄戒躁，部分将领腐化，内部发生斗争，从而导致失败。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有句俗话传说了几百年：“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194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当时，全民族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快走向独裁和专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对300年前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朝统治的事件进行考察后，写就了一篇史学研究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思考和剖析，揭示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军事胜利，滋生严重骄傲情绪，最终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

《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认为此文是在“影射当局”，以《中央日报》为首，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甲申三百年祭》让蒋介石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载，毛泽东在读到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全党干部学习，要求“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审视角力的国共双方，一方虚怀若谷、不断自省，另一方则掩耳盗铃、盲目自大，实则胜负已分。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这时，李自成的教训更让人警醒。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采访札记】

伟大复兴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低矮的土房，狭小的院落，作战室里用废旧的红蓝毛线在作战地图上作下的标记……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办公，这里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见证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让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种作风让党在革命年代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命题，决心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久执政，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早已摆脱贫弱和落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坚持着“两个务必”的作风，奋斗在新时代“赶考”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