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解冻了，浑黄的河水弯弯曲曲的，在泥沙淤塞的浅浅的河床上奔流。杨柳转了青，刺梅花的强烈的香气飘满了山沟，五月正是延安的春天。”

这是作家周立波对延安的一段描述。其实不仅是他，在经历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心目中，延安的五月既传递着万物争春的自然气息，也承载着变革与重生的希望。对于每一个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人来说，1942年5月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抗战时期，4万多名怀揣报国信念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延安。据不完全统计，自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各种文艺社团组织上百个。无数怀着进步思想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以文学艺术为武器，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反对投降卖国，为民众觉醒和民族解放而呐喊高呼。

澎湃的激情在延安涌动，然而文艺界的矛盾和冲突也在潜滋暗长。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毛泽东论述了艺术的作用和使命，适时地点出了文艺界的矛盾和问题，“亭子间里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毛泽东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当时文艺界还出现了明显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排练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

慢慢地，文艺界的纷争超过了艺术与生活，上升到立场、原则、阶级的政治范畴。一时间，“暴露黑暗”“使用讽刺笔法”“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不少作家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陈腐思想和行为，他们拿起了杂文这个“匕首和投枪”，想“用它划破黑暗”。

壁报《轻骑队》就因为专挑边区的毛病批评而轰动一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都曾引起巨大争议。一些文章和词句深深刺痛了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革命家们。贺龙、王震都明确表示不满，连一向宽厚的朱德总司令也对某些词句颇有微词。

毛泽东在和艾青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艾青建议。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艾青肯定地回答。

为开好这个会，毛泽东秉行他一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做法。从1941年年末到1942年4月，他频繁地约请三四十位延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谈话，调查情况，收集意见。经过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思路已经明朗，党的文艺政策已经浮现出了轮廓。

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一张薄薄的粉色油光纸的“豪华”请柬送到了延安文艺界明星手中。

会议开始，毛泽东语出幽默：“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借此强调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接着，毛泽东明确会议召开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即立场、态度、对象、生活和学习，交给与会者自由讨论。

作家萧军在会上第一个站起来，挽了挽袖子，口气极大地开了头炮：“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萧军的发言令不少人感到不满。胡乔木“嚯”地站起来，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萧军也毫不示弱，马上回击。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吴亮平、李又常等同志都发言批评萧军。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反驳。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毛主席就坐在那里听，不动声色。骂到那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话。”

会上，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打趣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座谈会讨论热烈，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提倡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殊途同归……每次会议都欲罢不能，只好择日再论。座谈会从5月2日延续到16日、23日共召开了3天，前后与会者130余人，会上发言40余人。

到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讲话时，已是晚饭过后。听会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坐不下了，干脆改在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人们围坐成一圈，“飞机楼”前被汽灯照得一片通明。

毛泽东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以“为什么人”“如何为”两个问题为中心，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和争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说，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

“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把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又几次在公开场合，对讲话内容进行进一步阐述。5月30日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他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他希望以鲁艺为典型，推动“延安文艺”真正实现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5月2日的《引言》，5月23日的《结论》，两部分合成了现在《讲话》文本。他深感“文章难作”，座谈会后又反复斟酌推敲，没有急于公开发表。他还托人把文稿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征询意见。

郭沫若后来评价“有经有权”四个字。“经”指的是普遍规律，“权”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年多，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

1943年11月7日，中宣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并强调《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至此，一锤定音，沸沸扬扬的各种文艺观点，终于尘埃落定。按照《讲话》精神指引，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背起背包，深入生活，奔赴前线，与人民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

“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把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又几次在公开场合，对讲话内容进行进一步阐述。5月30日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他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他希望以鲁艺为典型，推动“延安文艺”真正实现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5月2日的《引言》，5月23日的《结论》，两部分合成了现在《讲话》文本。他深感“文章难作”，座谈会后又反复斟酌推敲，没有急于公开发表。他还托人把文稿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征询意见。

郭沫若后来评价“有经有权”四个字。“经”指的是普遍规律，“权”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年多，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1943年11月7日，中宣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并强调《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至此，一锤定音，沸沸扬扬的各种文艺观点，终于尘埃落定。按照《讲话》精神指引，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背起背包，深入生活，奔赴前线，与人民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

【追梦启迪】

诗人艾青：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了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救国的大旗，让无数爱国志士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茆梅芳告诉记者。延安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爱国的热血青年前来寻找光明。

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众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之路的起点。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2万人。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记者看到了一段珍贵的纪录片——瑞士摄影师瓦尔特·博斯哈德于1938年5月拍摄的《延安之旅》。作为第一个到访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他留下了最早的毛泽东影像资料。影片记录了他跟随军需物资运输车辆，从西安前往延安的所见所闻。一路春寒料峭，风雪泥泞，而临近延安，沿途碰到很多徒步前行的青年学生。

然而，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938年下半年起，为了阻挡爱国青年，国民党在从西安到延安的400多公里路途中设置了7道关卡，一些被拦截下来的青年甚至被送往集中营监禁杀害。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这是当时青年学子中流传的一句口号，也是他们一路奔赴延安的真实写照。在延安的各个革命纪念馆里，总会展出一组老照片：一队男女青年跋山涉水之后，虽已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步履依旧坚定。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他们中不乏家境殷实、生活优渥者，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年仅19岁的爱国华侨孔迈，和几个小伙伴悄悄离开父母回国抗日。他托人将自己的照片捎给远在印尼的父母，照片背后写道：“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据记载，当时延安有30多个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工作者组成了20多个艺术团体。古老的延安城充满了生机，版画、街头诗、墙报随处可见，抗日歌声回响在每一个山沟里，回荡在整个延安城中。88岁的折正千老人告诉记者，歌剧《白毛女》公演以后，延安全城的老百姓都在哼唱那感人的旋律……

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文艺演出在延安深受群众欢迎。

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已经成为红色经典。

很多热血青年到延安后第一次被称呼为“同志”，一些文艺人为这个新称呼激动不已。作家陈荒煤刚到延安就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他回忆道：“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地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亲切地向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

诗人艾青讲起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故事，提到一个细节：他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时“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主席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石头垫上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我感到了生活是有了保障，虽然一切都是简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作家韦嫈晚年深情地写道，“我们不追求豪华，追求的是理想、美好的人类理想，才来到这荒凉的山沟里，这里的人们都在从事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这些人是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才来到这儿的，他们都是崇高的‘同志’。”

知名的法学家王仲方16岁就来到延安，一路跟随着党的革命事业成长发展。他回忆延安时写道，“沿着延河，一条长长的山谷里，两旁山腰上一排排窑洞有上有下，疏密有序。白天人们在窑洞里学习，黄昏时在河边散步，晚上一盏盏小油灯点亮，整个山冈宁静肃穆，像是一艘世界上最伟大的邮轮，载着全延安的人，载着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颗心，在太平洋上迎着风浪航行。”

【采访札记】

“为什么人”和“如何为”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这种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与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一以贯之的文艺方针的指引密不可分。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其文艺主张，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来统一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战线，解决文艺界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和纷争。而后正式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人心，文艺工作者们响应号召，纷纷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心甘情愿地进行自我改造，开创出延安文艺气象万千的新局面。

时至今日，《讲话》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仍不可撼动。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关于文艺争论诸多问题的全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的发展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它实现了文艺观念和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文艺理论的著作，还是中国文艺史上重要的文献，为文艺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拓展了思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讲话》犹如一盏明灯，经受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验和磨练，穿越79年的岁月，越发闪耀出夺目的光芒。

联系当今弥漫着浓重商业气息的文艺界，大量文艺作品内容空虚，精神萎靡，境界低下。造成这些问题，正是因为一些文艺工作者遗忘和背离了《讲话》精神所强调的“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关键问题。文艺工作者只有明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来一个变化，来一个改造”,在当下的环境中回应并实践这两个问题，才能提升审美情感和意识，开创艺术家美学新境界；让我们的文化建设，找回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