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至10月，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他撰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轰动，短短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

斯诺的陕北之行，让共产党人的真实形象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友人前赴后继、奔赴延安。

访问延安前，这些国际友人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什么样？经过近距离接触后，这些外来者不约而同地记录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延安。

延安大戏台，是著名标志之一，延安军民经常在这里集会和娱乐。

“只见公仆不见官”

1937年4月底，细雨霏霏的西安城，一个29岁的年轻美国女记者被困住了。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她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半年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陕甘宁边区的采访，从保安（今延安市保安县）归来。听着丈夫滔滔不绝的陕北见闻，海伦决心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埃德加·斯诺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缀着红星的旧军帽。不久前，毛泽东戴着这顶军帽，在斯诺的镜头下留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一边，剑眉微蹙，神态儒雅。海伦很喜欢这顶红军帽，埃德加慷慨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海伦一到西安即被重点关照。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终于，在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海伦坐上了出城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延安。

海伦的朋友维克多·凯恩的延安之行同样曲折。凯恩是《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1937年3月9日，凯恩和另一位记者鲍威尔从上海乘机，试图冲破封锁到延安采访。两名记者一坐进机舱，特警就突然出现，命令他们下去。鲍威尔妥协了，凯恩则大胆地反抗，要求特警提出他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哪些具体规定，特警说不出理由，他便拒不下飞机。飞机抵达西安后，凯恩同样被日夜监视，最后还是一位外籍妇女给了他一张卡片，他才得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悄悄溜过了西安边界的哨卡。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红告诉记者，当时西安还是国统区，由于斯诺的书影响太大，国民党对试图前往延安的英美记者严加看管，因此，这些记者到延安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兴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好奇战胜了一切。

据赵红研究，仅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来自美英法苏等国的600多位国际友人到访，包括记者、作家、医生、官员、军人、传教士以及科技工作者。他们在这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宣告于世，而在他们的镜头和笔下，也留下了一个鲜活、真实、与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完全不同的延安。

1936年，埃德加·斯诺最早来到了陕北保安。“他从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朱德用马尾毛做的牙刷、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的背心、林伯渠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看到了一种‘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茆梅芳说，类似这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细节，给许多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第一次在陕北见到王震时，这位将军“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爱泼斯坦不由感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这些文字和镜头，向世人揭开了中共的神秘面纱。不过，这些国际友人很快发现，这些只是延安新鲜生活中最普通的细节。

延安各界庆祝参议会的成功。

这里的老百姓为何不一样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启程，前往延安参观采访。

在王震的带领下，记者们上山下沟，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情况。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爱泼斯坦很快发现这里的老百姓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他们休息的地方，“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

这里的老百姓为何不一样？来过延安的每个外国友人，几乎都在所见所闻中找到了答案。

海伦在延安生活了四个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她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想做一名战地记者。遗憾的是，海伦没有赶上部队，但旅途所见却让她看到了这支部队赢得民众支持的秘密。海伦注意到，一路上，“我们吃用的所有东西，红军里每个人所吃的东西，都是要付钱的。”战士们“用房东的炉子几分钟也要付钱”，“他们住的地方，离开时总是打扫得像原来一样整洁——甚至比原来更干净”，“不管他们靠吃配给的那一丁点儿小米有多么饥饿，没有一个人会想着闯进路旁的果园或菜园。”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采访了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吴满有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掌，自豪地告诉他：“毛泽东亲自来看过我多次，请我到他家吃过饭，还真的和我握过手。”吴满有是逃难来的，比红军来到延安更早，前些年，他辛苦耕种租来的一亩贫地，还是付不起地租，妻子也饿死了。共产党来了后，吴满有分到了一份土地，在大生产的号召下，他又坚持开荒种地，短短几年，家里已有七百亩土地。有一天，福尔曼没有打招呼，突然造访，他看到吴满有家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情景”：嬉闹玩耍的孩子们，哼哼叫的猪，鸡鸣狗叫，还有一头肥牛迟钝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访问了各行各业的“吴满有”后，福尔曼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延安是劳动人民的社会。”

作为记者，福尔曼相信眼见为实。为此，他步行2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一人为低能者，另外两名未满18岁。随后，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

同样来自美国的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敏锐地发觉，在延安的山沟沟里，共产党一直努力地“为人民办学校”。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当地只有百分之一的居民识字，1947年，延安地区已有百分之十五的儿童入学。除了初级小学，每年冬天，还有一千名从延安来的“文化工作者”——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医务工作者——志愿来到落后的农村办三个月的冬学班。这种班不仅教识字，还教农民选种、除虫害，教妇女家庭卫生和育婴知识。

这一切让外国记者们激动异常，爱泼斯坦在一封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选民投豆选举。

听到最多的词是“人民”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不论是外国友人，还是老百姓，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不论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种种细节，还是吴满有命运的转折、村民的选举、办学校，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叫做“群众路线”的名词——这是党的生命线。

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铿锵有力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

一年多后，美国记者A·T·斯蒂尔第二次访问延安，他仅仅停留了11天，就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比斯蒂尔早两个多月，第五次来华的美国女作家斯特朗第一次访问了延安。与毛泽东、朱德、陆定一等共产党人谈话后，她这样写道：“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谈到最后总是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这些词似乎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关于这种信念，“早在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时，斯特朗就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赵红教授说。

今天，来到杨家岭的毛泽东故居前，还能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石桌和几个小石凳，这就是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回忆那次一生中“最为动人的谈话”：

谈话开始不久，我发现窑洞顶上约五十英尺山上的草丛中有人。“谁在上边？”我问道。我想，要是往我们这土台上扔一颗炸弹，那是太容易了。我怀疑是否有警卫员保护主席的家。

“那是另外一家。”毛泽东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对我家的外国客人感到很新鲜。”

原来，就在毛泽东的窑洞周边，曾经紧邻的就是村民们的住所。“故居的围墙是后来修建的，为了方便管理。当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的窑洞都没有围墙，村民们可以随意串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斯特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句广为传颂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斯特朗记得，陆定一开始把“纸老虎”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追问后特意纠正，不要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里的，它不是赶鸟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纸老虎”最终被翻译成了Paper-Tiger。毛泽东还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也是纸老虎。”斯特朗打断他：“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毛泽东仍旧笑着回答：“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

短短三年后，毛泽东的论断被历史证实了：背弃人民的蒋家王朝走向覆灭，一个崭新的中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了。

【追梦启迪】

《为人民服务》就此问世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西北侧，张思德纪念广场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张思德烈士的雕像前，游客送上的鲜花长盛不衰，雕像上方的半山腰，“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鲜亮醒目。

77年前，就在这片小广场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张思德，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从此与“为人民服务”紧密相连，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1944年9月8日下午2点，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等单位的1000多人列队集合，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追悼会。临时搭好的土台子上，摆满了战士们用野花扎成的花圈，台子正中间悬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的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介绍了张思德的生平事迹后，毛主席缓缓走上土台子，他没有拿讲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一边讲一边打着手势：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泽东的演讲进行了半个多小时，追悼会结束后，他亲自提笔修改现场速记材料，最终将演讲浓缩至字字珠玑的688个字。后来，他又觉得标题《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不能突出精髓要义，就将标题改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经典名篇《为人民服务》就此问世。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了追悼会的情况，并首次引述了毛泽东的演讲。演讲发表后，被《新华日报》等报刊先后转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名普通的战士为何受到领袖的如此关注？70多年的历史走过，为何还被人们缅怀传颂？张思德生前战友、老战士杜泽洲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的确，张思德18岁参加红军，三过草地，走过长征，打过仗，负过伤，开过荒，站过岗，烧过炭，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他总是毫无怨言，埋头苦干。与张思德一同工作过的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回忆，过草地时，张思德抢着为战士们“尝百草”，为了试吃野菜还中过毒；冬天修桥，张思德不顾天冷水凉，带头跳进水里去干活；打窑洞时，不论是推土还是背石头，他总是比别人推得多、背得重。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最终倒在了烧炭的窑洞里。张思德的牺牲算不得惊天动地、壮怀激烈，但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张思德（左）在烧木炭。

【采访札记】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在延安，曾有一位英国记者弗莱明这样问毛泽东：“阁下所谓新中国，究竟是怎样意味呢？”毛泽东回答：“国民衣食无忧，使民众深悟权利义务的关系，不使教育和娱乐有不平等的现象，改革旧式婚姻，完成道路建筑，发达产业，公布一日六小时的劳动制，不让外敌侵入，更进一步把我们的自由、平等、博爱来建设世界和平。”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时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变化早已翻天覆地，但在党的两位领导人的理想蓝图中，人民都是毋庸置疑的主角。这是因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是依靠群众路线，我们党夺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同样离不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是造福全体人民的梦。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相互关联，但其落脚点是“人民幸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人民群众才是中国梦的主体。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和奉献者，也是追梦人和圆梦人。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无穷智慧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