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等待了17年的中共七大终于召开。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作完开幕报告后，年届六旬的朱德第一个发言，上来先说了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所，要么是租，要么是借，直到七大才头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的生动注脚。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栋礼堂、一场大会、一片土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落脚陕北。彼时，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国内烽火连天，革命队伍人数锐减。1948年，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全国党员近300万名，人民军队已是百万雄师。陕北13年，延安10年，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蜕变。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的荒原沟壑，为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提供了一块试验田。许多新政策措施由此试验推广，农业、工商、司法、文化、医疗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暮春四月，记者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眺望四野，一片春意盎然。延河悠悠，两岸高楼林立，街头车水马龙，黄色的山山峁峁被青青柳色浸染。

山还是那座山。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时，被毛泽东幽默称为“大城市”的延安，还只是一个位于“三山夹两川”地段的边陲小城，童山秃岭，四野土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称，“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

山峦环绕的延安，地瘠民贫，当地居民靠天吃饭，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摞补丁”的艰苦日子。

而在毛泽东看来，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还有几万红军，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样一块根据地，正是中央红军最急需、最理想的落脚地。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等中央机关也陆续进驻延安。

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而此时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落脚的红军，靠什么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靠什么挽救民族危亡、扭转浩荡乾坤？这些问题，一一摆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面前。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打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这些成为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指向。毛泽东坚定指出：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陕甘宁边区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驻扎之地。毛泽东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

1938年7月2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有人问：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

“边区是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说：“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力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来援助，其中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应发的八路军经费。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声称“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从1939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遭受了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轮番侵袭，农业生产连年歉收，致使边区物资严重匮乏。

天灾人祸，接连而至。毛泽东概括当时情景：“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出路何在？毛泽东喃喃自问：“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由此，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机关、干部、学校及军队，全部投入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山峁沟畔间全面铺开。

山坡上，沟道里，镢锄飞舞，到处是挥汗如雨的垦荒者。歌声、笑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引得群山共鸣，飘向远方。

1941年春，三五九旅立下“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的豪言壮语，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

上至旅长王震，下至马夫、伙夫，三五九旅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田。指战员们披荆斩棘，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搭建帐篷、挖窑洞。没有生产工具，就组织部队中曾经做过铁匠的战士，带领大家自制农具。

三五九旅官兵的艰苦奋斗，换来了硕果累累。1944年，开荒26万亩，产粮3.7万石，不仅做到了粮食和经费自给自足，而且积存了一年的储备粮，还首次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多石。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看到三五九旅丰硕的生产成果，毛主席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没有外援，假如以后有了外援，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的情景。

“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1941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一幢用粗石建造的三层小楼拔地而起。这座楼的两端像机翼，主楼加上天桥像机舱，从上面俯瞰活像一架大飞机，大家都将它称作“飞机楼”。

“飞机楼”是延安的第一座小洋楼，在此之前，城里城外从没有两层以上的建筑。祖祖辈辈住在窑洞里的延安人，欣喜地跑到这座楼前左右端详，怎么看都觉得新鲜。

让延安人耳目一新的，不只有小洋楼。从五湖四海而来的红军，用艰苦奋斗改造了接纳他们的土地，也为这片黄土地带来方方面面的新事物、新制度、新风尚。

194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乐天宇，为延安引入西洋苹果乔木，并在光华农场试栽成功。苹果由此在延安扎下根，从未见过苹果的延安人，也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大道。直至今日，400万亩苹果已成为延安农业的第一主导产业，近百万人从事苹果产业相关工作，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一半都来自苹果。

大生产运动中，南方来的红军，在南泥湾的沟槽地，插下了延安的第一株稻秧。黄土高坡上第一次出现片片稻田，夏日掀绿浪，秋日染流金。从那时起，大米和小麦一样，已经成为延安乃至整个陕北地区居民的主食之一。

除了苹果、水稻，马齿玉米、白杆黄硬糜、陕南良尾巴谷、四川黄皮洋芋、美国的白皮洋芋、西班牙的红皮花生……丰富多样的农作物，在黄土高原上日渐普及开来，出现在延安人的餐桌上。

延安人民从文化荒漠中被解救出来。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决定与指示，并每年抽出全部经费的1/7用于兴办教育事业。建设学校，推行新文字教育，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边区变成朝气蓬勃的“大学校”，民众的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

西医诊疗也被红军带到了黄土地。自1938年始，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等大型医院先后成立，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柯棣华……这些“洋大夫”在医院里出诊，X光室、手术室等现代医疗设备成为标配。

红军驱走了延安沉积多年的陈规陋习。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污官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39年建立的延安新市场，是延安时期重要的物资集散和财政金融中心。

【追梦启迪】

窑洞里面办大学

194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马歇尔来到延安，在参观了王家坪军委作战室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共产党领导着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

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枪也没有。

使毛泽东如此自信的，是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军政干部。而这些干部的成长地，大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所专门培养干部的高等学府。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需要大规模补充干部。然而，彼时人才匮乏，大规模培养干部迫在眉睫。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米粮山的窑洞里，开办了第一所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红大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认字在背包上，桌子在膝盖上，开始了艰苦的学习。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红大随迁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随后，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等30多所“窑洞大学”，相继在延河两岸诞生。求知若渴的青年，从四面八方赶来。当时在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感慨：“延安有夜校、日校，到处都是课堂……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学和党的各种训练学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闲逛，他们大多数人都通过努力工作而求得深造。”

延安时期创办的“窑洞大学”，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与规模，都达到了空前高峰。“这些学校，分为政治、军事、艺术、医疗等类别和专业。不仅提高了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也为干部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常改香说。

一批批党员干部，从延安奔向各方，迅速“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相关统计显示，延安时期，边区为其他根据地输送的政治、军事干部总数在4万名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次就从延安向东北派出了2万多名干部。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了日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常改香说，“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许多知名高等院校，都跟延安有直接的渊源。”

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边区币不仅是“权宜便民之计”

1937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函。孔祥熙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一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复函：“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

事实上，边区政府发行自己的货币，不仅仅是“权宜便民之计”，更是为了在国民党法币之外，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体系。

抗日战争初期，正值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根据两党协议，根据地不印发货币，市面上通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1938年7月，边区开始通过光华商店，发行1元以下的小额货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通过外援获取法币的途径被切断，货币供应严重短缺。

为解决经济困难，1941年1月30日，边区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又于2月18日开始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并逐步回收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

起初，边币发行相当快且不稳定。虽然使边区财政困难有了一定的缓解，但很快出现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情况。

国民政府趁虚而入，利用边币发行初期，金融不稳定，向边区倾销法币。他们用贬值的法币，抢购边区粮食和土特产，转嫁通货膨胀，攻击边区的金融秩序。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至300元一盒。

面对通货膨胀，边区内对边币的发行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要度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应尽可能的发行边币，主张用政治力量推行边币，压低物价和边法币的比率；也有人认为，边币发行超过了饱和点，不能继续发行。双方争执不下。

1941年3月14日，刚刚被边区政府任命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慎重地调剂边币发行量。他以“少到不妨碍生产，多到不引发通货膨胀”为标准，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加上大生产运动后经济发展、物资供应增加，到1942年下半年，边区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可喜成绩，边币也由此站稳了脚跟。

边区货币纸钞，简称“边区币”“边币”。

【采访札记】

自力更生是立党根基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而日寇重兵进攻我千里河防，国民党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加上连年灾害侵袭，边区遭遇极度困难。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党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山峁间展开。

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士气高昂挺进南泥湾。纺纱解决穿衣，种田保证吃饭，陕北民歌安塞腰鼓震天响，花篮的花儿香飘黄土高原。

在土窑洞里，毛泽东写下大量光辉著作，领导全党学马列、用马列，指导革命实践；也是在土窑洞里，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规模最大的解放战争；还是在土窑洞里，边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自成体系、充满活力，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

党中央在陕北和延安13年，靠着艰苦奋斗，不仅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赢得了革命胜利，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谆谆嘱咐：“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起家的。”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属于历史，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依然是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