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村是白山黑水间的一个小村庄，虽小，却不平凡。

中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分马》，节选自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该书还被拍成电影，成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书中“元茂屯”的原型位于长白山支脉的一个山坳里，就是黑龙江省尚志市的元宝村。1946年，周立波依据自己在这里参与土改的经历创作了《暴风骤雨》，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获得了“中国土改第一村”的称号。

山乡巨变，没有让村里人忘记那场让他们翻身的土改运动。老书记张宝金总是感慨地说，没有土改，没有周立波笔下的《暴风骤雨》，就没有元宝村的今天。致富之后，元宝村自筹资金，投入数百万元，建起了“暴风骤雨纪念馆”，用展室、雕塑、实物，留住了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

解放区农民庆祝《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五四指示”

曾几何时，贫穷是这里代代相传、无法打破的宿命。

1932年，日寇侵占了珠河（尚志）的整个县城。从 1938年起，又分三批派遣移民到元宝镇，先后把四个屯子全都焚毁，迫使村民们合并到了元宝和元兴两个屯落，抢占了大部分土地。

1942年，仅400多户的元宝屯就有大小地主老财12 户，全村500多垧地，有90%以上是集中在他们和日本开拓团的手里，失地的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或打长工为生。

最可恨的是大地主韩向阳（即作品中的韩老六），他每租佃农一亩地，除了索取高额地租外，还要佃户再交60斤谷草，另加5天劳役。佃户白白辛苦一年，最终的收入还是大都落入地主老财的腰包。

日寇投降后，村里人本以为可以重见天日了，不料国民党更为可恶，他们与山里土匪来打劫，把很多人家抢得一无所有。

元宝村人像盼天亮一样，盼着黑夜快点过去，却从没有想过，延续千年的土地制度，才是他们受苦的根源，直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进了村。

在刘长青老人的记忆中，1946年夏天刚过，呼呼的老北风就冒起头来了。顺着尘土飞扬的土路，来了一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队伍，打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后面跟着个小卫兵，屁股后面还晃荡着一把盒子炮。这个打头的小伙子，就是元宝屯土改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萧洪达，后来成为《暴风骤雨》里主角萧队长的原型。

土改工作队召集村里的农民开大会。没想到，来开会的农民寥寥无几。原来，地主为了捣乱，请了戏班子进村，农民都去看二人转了。工作队即便分给他们土地，农民也不敢要。原因很简单， “万一共产党走了，拿了地主的东西，也够呛”。

打垮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选在此时攻坚克难，有着不为刘长青们所知的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直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打算是：“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其他中央领导也基本上赞成这个做法。

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却使这个打算不得不发生变化。

1946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先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他们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已经在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热望。在抗战终于结束之时，这个变化正是民心所向。

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延安的土地工作会议上拿出了历时一个多月，由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最终，这个文件顺利获得通过，又被称为“五四指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诸多政策中，“五四指示”和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此后被学者们视为重中之重。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区农民积极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

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回头来看，东北的战事是新中国成立的关键。但在开打之初，谁能够占上风还真难说。”周立波的孙女、学者周仰之说，国民党的军队装备上佳，但共产党最终的胜利主要赢在了民心士气。军队可以在短时间内整团整师地扩军，跟当时迅速又全面地开展土地改革有关。

其实，早在1945年底，毛泽东已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道破了这一关系：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

1946年七八两个月，东北解放区有12000名干部下乡，贯彻“五四指示”。周立波正是作为这12000名下乡干部之一，跟随土改工作队来到松江之畔的元宝屯的。

此时，武装工作队已经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元宝区委。从延安来的周立波在成为“周区委”之前，曾在其他地方参与土改，这也成为元宝屯土改的经验。村民们直到看了电影才弄明白，土改时整天手不离笔、兜不离本，到处找人刨根问底的周区委，原来一直在为写书做准备。

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唠嗑”中开始的。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自此，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道理光唠不行，后来就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小说中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回忆说。湖南人周立波，操着东北口音给元宝屯人算账，算算一年下来哪些血汗被地主白白拿去了。

有了阶级觉悟的元宝屯人开始站出来，与地主做斗争。地主们被斗倒了，农民分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土改工作队在东大壕地打下第一根桩子，将屯子里过去90%以上属于“日本开拓团”和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

土改期间，尚志县在斗倒地主后，全县27400名缺地和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民的政治热情，元宝屯及整个东北土改区都出现了参军和生产的两个热潮。

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3年间，共有160万人参军；3年交纳450万吨公粮，质量之好、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1948年底起征的公粮到旧历年时，前后不过1个多月即已完成95％以上。

当时，周扬之子周艾洛从东北回来，给周立波之子周路易带来家人的消息：封锁线靠近国统区的一头是一片战时的混乱，士兵们多半是抓来的，哭的哭、逃的逃，军队上层贪污，下层缺粮少饷，怨气冲天，可是一到封锁线的另一头，士兵们一个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衣着整洁。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也互相尊重信任，互动良好。“国民党是肯定要输的”。周艾洛说。

翻身农民焚烧土地文契。

“平分土地”

1947年5月，周立波花了50多天的时间，写出了《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初稿。这时，他感觉到素材缺乏，对一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了解得不深不透。于是，从1947年7月到1948年上半年，周立波一有空就去乡下参加土改，先后去过周家岗、拉林、苇河和呼兰县，继续深入生活，挖掘素材。

这段时间，土地改革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立波的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了《暴风骤雨》的第二部，核心思想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1947年7月17日，西柏坡村西头的打麦场里搭起了一个帆布大棚，刘少奇站在讲台上主持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出席会议的晋察冀、察哈尔、太行、晋冀鲁豫、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10余人。

会议开到第五天，轮到东北土改代表团发言了。赵德尊几步迈上土台，连珠炮一样地介绍了东北土改的成功事例，他越说越激昂，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地说：“土地改革一年多，东北的军队已经扩大到90多万人，可以和国民党夺取天下了。”

赵德尊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召开的小河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局势做出了和他相同的判断——实行战略反攻，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

一边是来自土改一线的直观判断，一边是来自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而两方却如此惊人的一致。也正是在小河会议上，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

原本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后即可闭幕，因为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会议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刘少奇要求各位代表，尤其是在一线做过土改工作的代表，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结果，多数意见表示赞成，认为彻底平分的做法简单，进行迅速，利多害少。

《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的中心内容，克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又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既有利于地主富农的改造，也对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

全国土地会议后，这首民歌迅速在解放区广为流传，形象地描绘了当年全国土地会议的情景以及土地会议后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喜悦。一些口号也响彻大江南北：“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中国土地法大纲》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元宝屯的变化只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在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日后，高级将领们多次赞叹农民对于解放战争的贡献。刘伯承说：“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陈毅则更直接表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暴风骤雨纪念馆中，有一张村民分得土地的土地执照，这一张小小的证书，从法律上保障了村民的权利，村民成为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历史证明，没有这个力量源泉，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召开后，翻身农民领到土地证。

【追梦启迪】

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一张土黄色的毛边纸清单，收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清单上，详细记载了1928年间江西宁冈县新城区桥上乡农民缴纳土地税时，上交谷物的数量和时间。

这份看似寻常的清单，是当年井冈山人民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积极缴纳土地税、支援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据统计，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下的共产党人多达2.6万余人，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幸而，在血与火的磨难中，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革命的新起点。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因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7年)，也叫土地革命时期，指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起义的烽火在各地点燃。秋收时节，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有了根据地，土地革命怎么搞？毛泽东开始对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湘赣边界的土地60％以上在少数地主手里，只有不到40％在农民手里。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水口、江西宁冈、大陇等地进行分田尝试，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贫困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正式颁布施行。这部法律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拥有了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普遍获得粮食大丰收。“得之滴水，报之涌泉。”农民踊跃缴纳土地税，用朴素的方法支持革命。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毛泽东的一首《西江月·井冈山》，道出了井冈山军民万众一心的斗争决心。

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根据地初期的土地革命多发生“左”的倾向。如没收一切土地，严重侵害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暴动烧毁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杀尽土豪劣绅。这些做法，妨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1928年，党的六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的政策，提出要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使之中立，保护工商业，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摸索着适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虽然口头上讲“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付诸实行。

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地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采访札记】

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中国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曾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1941年，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这本书是他从1927年北伐战争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所作农村调查的集子，他的心血之作。在这篇序言中，他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正是因为“眼睛向下”，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撰文发问：“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

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直到1949年才认识到：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韩丁在《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中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暴风骤雨的土改，就是新世界的入口。在元宝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彻底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