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零时整、1999年12月20日零时整，历经沧桑的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怀抱，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显示出“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伟大创造性、科学性，标志着我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二十余年，“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更彰显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制度韧劲。

1999年12月20日零时，聚集在倒计时牌前的人们欢呼跳跃，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李继辉摄

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科学构想

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命运，自古便与祖国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由于外敌入侵、封建统治腐败，香港、澳门、台湾被逐一分离出去，离开了祖国怀抱。民族屈辱、人民悲伤，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深沉的苦痛坠在每个人身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带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香港、澳门、台湾与祖国还处于分离状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然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早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一直都是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共同的目标与心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

“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上。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抢占了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此后经过两年多、共22轮的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回归进程启动后，澳门回归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思，它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表示，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历史的问题，很多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国两制”就是用包容的方法，让国家不同的地区，能够成为国家大家庭的一部分。“这个‘方程式’，可以用来解决世界很多其他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

“一国两制”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驱动下，香港和澳门先后于1997年、1999年回归祖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回归之后，港澳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我国《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区的《基本法》，也从宪制层面确保了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香港回归之后，人权自由比殖民地时代更强。”叶刘淑仪说，香港回归后的实践证明，一些外国媒体的故意唱衰并未得逞。她举例，回归以后，香港居民的选举权大幅度扩大，被选举权也扩大了。

不仅如此，回归祖国以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了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从社会经济来看，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取得了很大进步。有数据为证：1997年—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773亿美元增长到3583亿美元；回归前，澳门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而1999年—2019年之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65亿美元增长到591亿美元。

截至2017年6月，香港特区参与了8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合作机制，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1800余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与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7800余次，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200余次。

与此同时，回归后的澳门特区社会安定，在博彩业开放的同时，旅游业及相关的餐饮、酒店、会展业迅速发展。特别是2003年开放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后，澳门经济活力更加昌旺，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完善……

香港和澳门回归以来的事实表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1997年6月30日，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落实 “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从合力战胜亚洲金融危机，到共同抗击“非典”疫情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从粤港澳首次合作共建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到互帮互助，齐心抵御百年未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历史的一个个片段，在香港和澳门都写下了“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然而，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前进的征途上，可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恰恰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性。

2019年6月以来，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香港街头出现大规模暴乱事件。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作出了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具体部署。比如，“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等。

此后，2020年和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两年就香港议题作出重大决定。包括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今年5月31日，香港《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正式刊宪并生效，香港政治发展进入新篇章。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相信，有祖国的全力支持，有广大爱国爱港爱澳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明天一定会更好！”

【筑梦故事】

“一切担忧又没了”

35岁，是很多人选择安稳的年纪。而曾参加老山战役的军转干部吴瑞康，却放弃公务员岗位，南下香港闯荡。从1993年至今，已在香港走过28个年头，成为“杭州酒家”的创始人兼主厨。回首28年，他感叹“香港依旧可爱”。

吴瑞康

初到香港，为了生活，吴瑞康首先进了一家饭店的厨房，从后厨打杂做起。“回归前几年的香港繁华，但街上也有很多搬家、移民类广告，感觉那时香港一些人是很浮躁和焦虑的。”吴瑞康说，然而真到了1997年回归祖国，“人们发现是非常平稳的过渡，社会环境安定，一切担忧又没了。”

爱思考、敢想敢闯的吴瑞康，一直期待自己能开一家饭店。那几年，为了尽快积累经验，他摸爬滚打，吃了很多苦。

“打杂、搞卫生、拉车走很远倒垃圾等都不用说，主要是心理和融入上的问题。”吴瑞康说，到香港那年自己已经35岁。此前在部队和机关工作多年的他，为了学厨艺，突然要管饭店里只有20多岁的厨师叫“师父”，“那种心理上的落差，确实很大。”

除了心理落差之外，回归前的那几年，一些香港人对内地人也多多少少不太友好。吴瑞康说，当时自己经常听到有香港人略带轻佻地说“都要回归了，你怎么还来香港？”甚至直接一口一个“大陆仔”称呼他……然而，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类似现象慢慢没了。

度过艰难的几年后，1998年吴瑞康曾尝试开面馆，然而失败了；2003年，因为“非典”等原因，他新开的一家饭店又“关门大吉”。“开饭店就没成功过。你就是打工的料，怎么做老板？”父亲的“气话”，犹在耳边。

身为名厨的父亲口气严厉，可吴瑞康开饭店的“火苗”却一直燃烧着。2003年以后，他和妻子加倍努力，辛苦打工，攒下积蓄。而后又向父亲借钱，到处筹资金，于2005年盘下一家店面，一直运营至今——这就是今天享誉香港的“杭州酒家”。

如今，杭州酒家是一家面积550平方米，有21个固定员工、多个临时员工的“老牌饭店”。吴瑞康说，由于他一直对餐饮质量和服务严格把控，杭州酒家多次被媒体报道，并获得诸如“米其林一星餐厅”“我最喜爱的经典餐厅”等荣誉。2020年，杭州酒家还被评选为“黑珍珠餐厅”。

创业很难，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也有很多便利。“杭州酒家是跟着回归之后良好的营商环境发展起来的。”吴瑞康说，在香港创业面临的各种成本和压力比内地更大，但在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的营商环境一直很好。

在吴瑞康眼里，饭店是经济社会的一张“晴雨表”。从2005年到2018年，杭州酒家的营业额每年都在增长。进入2019年，由于“修例风波”冲击，饭店的生意瞬间降至冰点。紧随其后的新冠疫情，让他的店面雪上加霜。

纵使这样，吴瑞康对香港依旧充满信心。“香港回归以后，‘一国两制’实行了这么多年，被证明是正确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正因为对香港、对祖国有信心，才将这家饭店一直开下去。没有信心的话，我早打铺盖卷走人了。”吴瑞康说，今年4月，饭店的营业额又回到了2019年，甚至好过2019年。“我5月份还请了两个新员工过来呢。”

在港打拼的28年间，吴瑞康见过千千万万个本地顾客。他说，香港回归后有许多变与不变。“香港的经济社会很多方面都在变，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香港融入祖国怀抱的步伐在加快。”至于不变的，他认为香港社会的向好发展氛围、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等没有变，“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人的素质和热爱国家的心，没有变化。”

【特邀访谈】

展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

张春丽

“一国两制”指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旨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用“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富有智慧的科学构想。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表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一国两制”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制度”加以强调，进一步指出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显然，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肯定。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多年了。“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澳门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进入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如何能够行稳致远，是一个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重大问题。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其一，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其二，始终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其三，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其四，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一国两制”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未来对台湾问题的实践中，需要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科学理论，开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

（作者系中央团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