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王府井大街北口，翠花胡同里，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门上，写着“悦宾”两个大字，略显逼仄的大堂里坐满了客人，饭馆第三代传人郭华正在热情招呼着。

柜台上的木算盘、四白落地的墙壁、样式朴素的木桌椅……悦宾饭馆里的陈设，透着上世纪80年代的质朴气息。很多年轻人可能想不到，这个如今看来平平无奇的小餐馆，曾在40年前引发了轩然大波。

1980年北京首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开门营业

新中国曾面临严重物资短缺

新中国成立后，曾借鉴苏联的经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采取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现实情况下作出的最佳选择。新的社会供给体系迅速建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老百姓的吃穿用度与粮票、肉票、布票等供应证牢牢拴在了一起。

“票证时代”记录着新中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一家七口人只有两床被子，爷爷奶奶穿着衣服睡觉，五个孩子挤着盖两床被子。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家能盖上七床被子，那就太幸福了。”郭华曾听奶奶刘桂仙讲，改革开放初期，家里的两个大儿子作为返城知青迟迟找不到工作，赋闲在家。再加上两个小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半大小子，吃得又多，为了填饱7张嘴，爷爷郭培基在国企当厨子，而刘桂仙则在各处打零工。

同刘桂仙家一样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不在少数，但改变的路子全被封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压根不应该存在，就连养殖家禽也会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若是要做点小生意，更是要被定义为投机倒把罪。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个体户在全国遍地开花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这份报告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彼时，刘桂仙在给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做饭，她跟丈夫学到的一手好厨艺颇受肯定。曾宪植建议她在北京开一家饭店，并接连两次问“开饭馆的事儿怎么样了？”后来更是直接拿出纸和笔，让刘桂仙回家写申请。

那时候，饭店都是国营，个人开餐馆没有先例。刘桂仙拿着申请先去了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以给闲散劳动力解决工作的名义，挺痛快就盖了公章，又指引刘桂仙去负责管理国营餐馆的东城区工商局咨询。“国家没这个政策，我们真办不了，你家生活有困难，不如去找你老头单位帮帮忙。”刘桂仙的第一次尝试碰了壁。但她并没放弃，天天走路去工商局递申请。刘桂仙的拧劲儿有了效果，东城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多番讨论，同意特批。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就此诞生，因没有给个体户的正规营业执照，由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手写了一份，并签字盖章。这一份珍贵的纸片，如今仍挂在饭馆的墙上。

开餐馆，对刘桂仙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东城区的一应部门来说更是头一回。粮油局特批送来紧缺的粮票、油票，工商局居间作保从银行贷款500元给了刘桂仙，郭培基单位借了砖头木材来搭建厨房……

万众期待下，1980年9月30日，饭馆在震天的鞭炮声中开张营业。尝鲜的、看热闹的，还有媒体记者将胡同挤得水泄不通。“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将这一场景写进了自己的报道。自饭馆开张后，京城的个体餐馆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大街小巷。从1980年到1987年，北京的餐馆由原来的800家左右激增到7000多家。

尹盛喜带着返城知青创业卖大碗茶，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

与此同时，“个体户”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前门箭楼西侧，尹盛喜带着20多位返城知青卖起二分钱的大碗茶；温州19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河南郑州的李莲英申领了个体户执照，开展模具外包生意……“钱好赚，也敢花。”郭华回忆，那些年周边的亲戚朋友家都在做买卖，相距不远的皇城根遗址公园里，摆摊的人一眼望不到头。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好景不长，一场关于市场化改革到底姓“资”姓“社”的争论，导致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大幅度滑坡。这场争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才尘埃落定。

1980年大栅栏贸易货栈前门西百货店青年在热情接待顾客。

“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正是当时街坊邻居给郭培基夫妇冠上的新头衔。郭华还记得，那时候胡同里经常有人指着爷爷的后脊梁说闲话，奶奶刘桂仙还因接待外国客人被邻居指着鼻子说是女特务。直到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陈慕华来“悦宾”拜年，刘桂仙夫妻和像他们一样的个体户们才吃下定心丸。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悦宾仍保留着初时的模样，一道门之外，却已是沧海桑田。郭华直观地感受到，来往的客人似乎有些不同了，身穿西装谈生意的外国人多了。殊不知，此时的长安街东端的大北窑，正孕育着即将闻名世界的商务中心。

1984年11月，一纸合资建设与经营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合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6年后，国贸一期正式运营，立刻吸引了嗅觉灵敏的全球500强领先企业，改革开放浪潮涌动，北京对外开放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国贸“总部经济”发挥出虹吸效应，数百家外资企业意向入驻，一时间，37层的国贸大楼捉襟见肘。

新世纪开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CBD如磁铁般吸引跨国企业聚拢而来。北京财富中心、华贸中心、国贸三期等写字楼陆续崛起。到如今，这里已集聚了5万多家企业、10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55家总部企业、40个高端领域龙头企业238家，就业人口超40万，产值达1600多亿元。2020年，北京CBD中心区实现收入6511.3亿元，地均产出达到每平方公里943亿元。这一连串傲人的数字，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效果最直观的证明。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们一步步廓清“姓资姓社”迷雾，摆正“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筑梦故事】

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

提起粮票，当下习惯了移动支付的年轻人，恐不知为何物。但对于像李凤荣等许多上岁数的人来讲，却曾是须臾不可分离的“饭碗”。

粮票等票证记录了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

今年85岁的李凤荣，是怀柔区长哨营乡古洞沟村村民。在她家主屋的木柜深处，有一块泛黄的花布，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包着二三十张粮票、面票、工业品票。面值从壹佰克、伍佰克、贰市两到伍市斤不等，大小不一、颜色各异。

出生于1934年的李凤荣吃过苦、受过穷，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刚刚嫁给古洞沟村的小伙子王恩普。彼时，新中国百业待举，国家逐步实行对生产、资源分配、产品消费事先计划的计划经济体制。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等随之出现，从此老百姓的口中食与粮票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可这粮票打哪儿来？“按人头发放。”李凤荣说。1956年，全国普遍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各村农民一起劳动记工分、统一分配口粮。

领到粮票，李凤荣两口子心里头比过年还高兴，但也不能乱花，自家也得“计划”着来。“先花一张买点棒子面儿，剩下的压在炕席子底下，用的时候再取。有了面，没有菜，就上山采点柳芽、榆钱等野菜，配着棒子面儿吃，可以说人人都是尝百草的‘神农’。”老人开玩笑道。

不止粮食，大到一辆自行车，小到一块豆腐，基本所有的吃穿用度都要凭票证购买：肉票、鸡鸭蛋票、布票、鞋票、汗衫票、红糖票……五花八门，各个都很紧俏。“肉票紧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荤腥儿。布票没有，就用稻草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话一点没错。”老人说。

为吃而犯愁的日子，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步减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萌芽，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多劳多得。

李凤荣家也迎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王恩普顺利应招成为政府食堂的大厨，从此吃上了公粮，赚上了工资。家里炕席子底下，多了一沓沓“毛票”。1985年春节，他们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9寸，牡丹牌！90块钱。全村跟赶庙会一样上我家来看《西游记》。”动人往事一幕幕，李凤荣说来眼里透着幸福。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深圳一路向北吹遍中华大地，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时间，个体户、私企如春笋般涌现，祖国建设发展的热潮涌动。在广袤的农村，农民迸发出巨大的开放搞活的热情，李凤荣也试着养起了小鸡、小兔子，“鸡蛋卖给供销社，一个五分钱，可以换作业本、铅笔等学习用品给孩子。吃穿用度完全依赖票证的日子，一点点成为过去。”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供应不断丰富。1992年10月，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1993年，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儿子王德永将攒下的20多张粮票带回家，却发现已无用武之地，因为粮票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

从1955年到1993年，长达近40年的“票证时代”就此落幕，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人们欣喜地步入一个物质丰盈的崭新时代。“儿子带回来那20多张粮票就包在花布里，一直保存至今。”空闲的时候，李凤荣常常拿出这些粮票给孙辈们讲，“没有饿过肚子的人，压根儿不知道粮票的宝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每一粒粮食。”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断完善，我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物资供应、物质消费都得到极大丰富，饿肚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还有支付方式。不仅票证成为藏在了博物馆里的“古董”，连现金都鲜有用武之地，一切吃穿用度、包括买菜，只需手机轻轻一扫，便能快速完成支付。

一枚小小的粮票，见证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也时刻提醒着新时代的我们：珍惜当下，勿忘来时的路。

【特邀访谈】

经济体制改革的“定心丸”

张春丽

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过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传统观念，到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一个艰难的突破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推进的。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定心丸”。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从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多年来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探索进入到了纵深推进。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目标之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提出，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并且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从上述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第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起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中央团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