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上海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图为参加上海工人代表会议的代表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南京路上游行的影像。

“一化三改”时机到了

湖南省博物馆，一张发黄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变革。

这张薄薄的纸片属于沅陵县的李万国一家五口，用繁体字详细写着他们获得的15块土地的种类、面积和位置。从此，一家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法律保护。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千百年来，农民身无恒产，一年到头的辛苦收成除交给地主外，几乎难以果腹。在1949年到1952年的土地改革之后，地主阶级被消灭，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农民终于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

1952年秋，广袤田野中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曾因战乱而元气大伤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一定恢复，国民收入总额从358亿元增至589亿元。而此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轻松下来，他们正在酝酿更为深刻、更加彻底的变革：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现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定下的目标。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然而由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推翻“三座大山”，第二步是在适当时机过渡到社会主义。

终于，战乱远去，经济复苏。时机到了。

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核心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很快显露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三大改造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早推进，又被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改后，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但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也很快显露。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靠天吃饭，工具严重不足。根据对23个省的摸底，农民户均只有12.25亩耕地、0.64头牲畜、0.45部犁、0.1架水车。如此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兴办农田水利设施，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风雨飘摇；要想实现现代化、机械化，更如天方夜谭。

团结起来，互助合作，是小农经济的惟一出路。

若是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农业合作化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性。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国内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粮、棉、肉、油供不应求，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农业实行合作化以扩大再生产，是稳定全国市场，实现工农业互哺的关键。

事实上，在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前，各地已有不少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比如，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等4户农民组成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人手多自然就便于突击，短短一天，能收20亩耕10亩。1950年，耿长锁被评为河北省劳模。

互助组为合作社积累了经验，然而，其中分寸相当难把握。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尝试过，把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过于简单粗暴的改造反而激起了反抗，1931年苏联粮食甚至大幅减产。

所以，既不能步子太大，也不能裹足不前。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3年起，各地陆续成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之所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因为初级社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社员以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这样一来，既削弱了私有制，又照顾了社员的思想水平。直到三年后，全国入社户占总农户数的96%以上，才逐步建立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社。

互助组是汽车，合作社是火车

“单干是牛车，互助组是汽车，合作社是火车。”朴素的歌谣在农民中口口相传。1953年当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达到了1.53万个，共27.5万户，九成以上合作社实现增产。

与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大致相似，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初，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中，很大一部分需要靠手工业来供应。但个体手工业易发生盲目生产等问题，如1952年的华东区，积压了189万条麻袋和产值4500万元的丝绸。

1954年，全国3100多个铁、木、竹农具合作社，共有17万社员，有力支持了农业生产。夏季淮河流域防汛压力大，安庆、芜湖等地的合作社还赶制了1万余台水车，帮助农民排险。到1956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总产值为76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0%。

全国还涌现出了手工业“四大名社”，就拿北京市第一食品生产合作社来说，是几十家私人作坊合并而成。他们靠破铜脸盆熬糖起家，制成的“小孩酥”家喻户晓。后来，合作社还研制了“红虾酥糖”，成为出口产品。

“和平赎买”创造独特经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采取一系列过渡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采用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逐步过渡到公私合营。党员领导干部同资本家一起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认清前途，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少企业店面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大荣绸布商店为例，它位于四川北路897号，公私合营后将毗连的茶叶店、点心店等打通，营业面积扩大到294平方米，经营品种增多，生意兴隆。针对改造中曾出现“过急”“过快”的问题，中央也多次进行整顿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与国情结合，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创造了独特经验。正如陈云在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评价：“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1956年1月21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10万余人在蒙蒙细雨中出席了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没有产生较大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从此之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筑梦故事】

“烤鸭子要更加好吃”

“金炉不灭千年火，银钩常挂百味鲜。”百年来，有全聚德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这副楹联。但在1952年，全聚德的这把兴旺了近百年的炉火，差点儿灭了。

1864年，全聚德创立，借着挂炉烤鸭等脍炙人口的鸭菜，名扬京城，生意越做越大，店门前车水马龙、应接不暇。达官要人都是全聚德的常客，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楼”。

厄运发生在日军侵华后。连年战乱，国内经济遭受重创，生产无法维持，市场一片混乱，物资匮乏，价格飞涨。即便熬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继续推高了物价，全聚德的生意也日渐萧条。1947年8月20日的北平《新民报》报道，每袋兵船牌面粉价格是法币21万元，一年后飙涨至3150万元，一年间涨了150倍之多。

“临近解放前，一个工人一天挣不到二斤杂合面，而一只烤鸭相当于三袋白面的价钱，全聚德烤鸭自然就断了销路。”陪伴全聚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老员工吴桐官回忆，在解放前夕，全聚德已经濒临破产，员工一减再减，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蹶不振的全聚德已经元气大伤。1952年，全聚德第四代传人杨福来为给员工开工资，甚至变卖了珍爱的自行车和妻子的嫁妆首饰。但依然无力回天，他提交了歇业申请。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听说了此事，专门指示：“像全聚德这样的品牌企业必须保留，政府应该给予支持。”

歇业申请未获批准，政府给指出了一条新路——公私合营。

此前，在京城的老字号里，同样经营困难的荣宝斋也获得了政府的资助，1950年就已完成公私合营，恢复了生机，为后来老字号公私合营摸索出一条路。

经过资产核算，政府为全聚德注入资金一万六千八百元，作为公股股金，使其恢复了元气。1952年6月1日，全聚德正式实现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市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餐饮企业之一。

“起死回生”的全聚德生意越来越好，前门的店面前又恢复了之前的车水马龙。很快，一个新计划被摆上了桌面——开设分店。

“那次一共招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为了1954年7月1日开设分店做准备。”当时，吴桐官从山东烟台刚到北京没多久，就被招进了全聚德。他至今保留的工牌上，写着“公私合营24号”。

这家开设在西长安街80号的西店，是全聚德的第一家分店。在吴桐官的记忆中，这家分店是一栋四合院，院墙上漆着11个大字“公私合营全聚德挂炉烤鸭”。生意好了，工人也多了，两店员工加起来已经有六七十人，是合营前的两倍多。

公私合营后的全聚德恢复元气，在1954年开设了第一家分店，店外写着“公私合营全聚德挂炉烤鸭”。

但就在1956年，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经历了一次“舆论风波”。

当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深度调查，爆出了“东来顺涮羊肉不好吃了”的新问题，有的顾客甚至尖锐地提出：合营的优越性为什么不能体现在涮羊肉上呢？同样被百姓议论的，也有全聚德的烤鸭。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惊动了中南海。1956年1月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谈到全聚德：“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在此之前，他专门针对北京老字号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原因就在于轻易地改变了原本合理的生产经营办法。

毛主席对此曾作出了批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点上，要羊肉必须继续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恰恰是这一番风波，让全聚德、东来顺等一批老字号恢复了原有的特点，更加注重了质量。此后，针对公私合营热潮中出现的新情况，各方也有了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法，最终让这些老字号的口碑、口味都留了下来。

从此以后，全聚德的分店越开越多：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全聚德的第三家分店——王府井店开业；1979年，和平门店开业，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烤鸭店；今天，全聚德的门店已超过百家，甚至开到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

【特邀访谈】

社会主义改造成就伟大影响深远

韦磊

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确立起来。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实践，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并已进行了初步改造。三是已经积累了土改后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四是从国际环境看，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的需要。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在农村、城市都出现和积累了诸多新矛盾。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种状况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社会主义改造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

历史证明，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改造的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成就和影响是伟大而深远的。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