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大江，大坝横卧。高峡云雾之间，一个历时百年的民族梦想，已经变为现实。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构想。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后来，他又作《水调歌头·游泳》，憧憬着“高峡出平湖”的胜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钮新强上初中时，课本上关于新安江水电站的描述，让他第一次领略到水的伟力。当一名水利工程师的梦想，在心中生根。当时，他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竟能参与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亲眼见证百年梦圆。

钮新强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分配到长江水利委员会，“正赶上三峡工程设计论证，也正赶上‘科学春天’。”钮新强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1992年4月，全国人大批准兴建三峡工程。1993年到2008年，钮新强的节假日大都在三峡工地上度过。他与设计团队白天跑工地，晚上讨论技术问题。办公室的灯，常常是最晚熄灭，积累的施工图纸达数万张，上千份技术报告足够装几间办公室。

1998年，钮新强开始负责三峡二期、三期工程技术设计，参与现场重点技术协调和决策。“那时还没有高铁，从武汉到宜昌三斗坪，翻山越岭，乘船赶车，要一天半时间。”钮新强说，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不辞辛苦，夜以继日，相继攻克了特大型枢纽建筑物布置、大江大河截流、高水头超大泄量泄洪消能技术、地下厂房等一系列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取得百余项技术突破。

三峡工程建设之初，专家在1-5号机组勘察现场。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察看三峡工程时说：“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

为三峡大坝拼搏的，不仅仅是科研人员。

长江，在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拐了两道弯，其中一道弯畔有个小山坡，睦和村就在山坡上。

这里曾是个贫困的小村，“每年种的粮食勉强糊口，还得靠养鸡生蛋，拿蛋去街上换点油盐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70多岁的村民冉德胜这样描述从前的生活。

1994年，三峡工程“撞”进睦和村的生活。睦和村是三峡库区的重点淹没村，1998年起，全村移民搬迁。

当年，在三峡工程重庆库区，需要移民113万人，既有淹房淹地的“双淹户”，也有淹地不淹房的“单淹户”，人多地少，成了最突出的矛盾。

睦和村原本有2668亩耕地，淹没后，只剩下1687亩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如何让移民搬得走、稳得住、能致富？

借着移民搬迁和土地二轮承包的契机，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决定带领村民走一条新路，倡导村民利用国家对移民的生产补偿资金，购买龙眼、枇杷、荔枝、核桃等经济果苗，将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转变为经济果林模式。

不种粮食，种水果？村民疑虑重重，“在咱们这块地上真能长得活？”“万一种不成，大家吃啥子？”

同是农民，刘家奇很理解大伙儿的顾虑。党支部分批分期组织党员、村干部、村民到周边省市的水果基地，学习果品开发种植技术，还把学习情况拍成视频，回村播放，全员学习。

刘家奇他们还想出了“套种”的点子，经济果林与黄豆、花生等传统农作物搭配种植，让农民每年都能见得到收成。

几番下来，大多数村民开阔了眼界，消除了顾虑，干劲十足。

自此，睦和村跳出传统农业束缚，走上了发展经济果林的道路。六年时间，全村的耕地几乎都种上了龙眼、枇杷、脐橙、荔枝等特优水果，村民收入大幅提高。“我每年的蜂蜜、枇杷、荔枝、龙眼、柚子和脐橙，能卖４万多块钱，比我家孩子在城里挣得都多。”冉德胜得意地说。

库区两岸的变化，钮新强一直看在眼里，他还曾捐出获奖奖金，资助三峡库区的贫困学生，“正是库区人民的巨大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三峡工程，我想尽我所能，去帮助库区那些优秀的孩子。”

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标志着三峡工程从建设期转入正常运行期。截至2020年年底，三峡工程累计拦洪运用61次，拦蓄超5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19次，总蓄洪量超1800亿立方米。三峡电站累计发电13992亿千瓦时。三峡水库为长江中下游补水2267天，补水总量2894亿立方米。中国工程院试验性蓄水评估报告测算，三峡工程多年平均防洪效益达88亿元。

听闻喜讯，钮新强特别高兴，“三峡工程让荆江防洪能力提升至百年一遇，年发出千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中国经济注入澎湃动力，改善660公里川江航道、催生黄金水道，也正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助推器’……”钮新强滔滔不绝地历数着三峡工程的作用和意义，他的眼前，一幅治水兴邦的壮美画卷正在打开。

【圆梦在路上】

人工天河

73岁的张买江觉得自己这辈子很值，“我跟两条‘人工天河’都打过交道。一是红旗渠，一是南水北调”。

“光领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一曲旧民谣，说的是河南林县的“旱”，这就是张买江的童年。

73岁的张买江站在红旗渠畔回忆当年参加建设的过程。甘南摄

人们通过打旱井、引山泉、修水塘抗旱，但因缺少水源，收效甚微。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1959年，林县再次大旱，县委将寻水的目光移向了水源丰富的浊漳河。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条件艰苦，林县家底很薄，但对水的渴望，还是让林县人鼓足勇气，自力更生、团结协作，启动了“引漳入林”工程。

1960年2月，太行山上炮声响起，张买江的父亲随着开山大军，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腰，用镐头、钢钎和人造炸药一点点开山造渠。

落石、塌方，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险情，张买江的父亲不幸遇难。只有13岁的张买江拿起父亲的镐头，继续开山，成了红旗渠工地年龄最小的建设者。

帮大人背工具，捻钻扶钎抡锤点炮，困了在悬崖上睡，粮食不够就吃山野菜……张买江与十万开山者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一锤一钎，硬是削平了1250座山头，最终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周恩来总理称赞，这是新中国一大奇迹。外媒甚至将之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通水那天，张买江蹲在渠道旁，翘首以盼。当水流奔涌而至，他痛哭失声，他特别想告诉父亲：“您的梦想实现了！村里再也不缺水了。”

此时的张买江或许还不知道，另一条“人工天河”的伟大构想，早在红旗渠启动之前，就已在共产党人的脑海中酝酿。

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红旗渠全面竣工30多年后，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动工。

当时，张买江已经成为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师。听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阳段施工需要人手，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30多年前就已融入血液中的红旗渠精神，激励着他，也激励着众多建设者，为南水北调的千里长渠挥汗如雨。

30余年光阴，“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一脉相承，“负责务实、创新求精”的实践日新月异。

南水北调工程分中线和东线。东线，自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平行河道逐级翻水北送，以世界最大规模泵站群实现“水往高处流”；中线，丹江口水库水出陶岔、过哑口、飞渡槽、钻暗涵、穿黄河……跋涉1432公里润泽京津冀豫。

南水北调，该铭记的不仅仅是建设者，还有“舍小家、顾大家”，告别故土的丹江口库区34.5万移民以及中线干线9万征迁群众。

邹会彦永远忘不了10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时，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他和750多名村民从九重镇原油坊岗村整体搬迁到邹庄村。一进村，宽阔的水泥路穿村而过，一排排二层小洋楼分立两边，村内硬化的道路一尘不染……这些让邹会彦很是惊喜，“以前可不敢想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搬迁前，邹会彦和父母、兄弟同住，12口人挤在5间破平房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全家靠种地生活，日子艰难。

搬进新家，日子越来越好。现在，邹会彦管理着十几亩耕地，爱人郭春玲在镇上服装店工作，还经营着电商销售化妆品，全家一年收入翻了好几番。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看着电视，邹会彦就想：淅川人和北京人同饮丹江水，如果总书记能来淅川看看，那该多好啊。他没想到，2021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真的推开了他的家门。

厨房、卫生间、杂物间，进门后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仔细，连冬天洗澡取暖、有没有肉吃这样的生活细节都问到了。邹会彦请总书记放心，搬到新家后，大家生活都很好，住房、医疗、小孩上学都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你们为了沿线的人民能够喝上好水，舍小家为大家，这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沿线人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你们。吃水不忘掘井人，你们就是掘井人。”

如今，南水已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北方重要城市生活用水的主力水源。截至今年4月初，南水北调累计调水418.55亿立方米，相当于超过2989个西湖的水量，1.2亿人口直接受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河南淅川县陶岔。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新时代，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说，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要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奋斗者】

23年迎南水

1991年的一天，北京房山，一处郊野荒地上，26岁的王雷跟着几位专家正在勘探，他认真记录着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村庄、建筑……

南水进京第一站——大宁调压池。

刚刚从山西调进北京水利规划设计院，这是王雷进京后的第一个任务——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设计线路。

王雷很兴奋，他梦想着能亲眼见证南水进京。12年后，他担起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总体设计的重任；又过了11年，他梦想成真，在团城湖调节池与奔涌进京的南水“见面”了。

“做水利设计的，一辈子能遇到多少大工程？南水北调，就让我赶上了！”如今已是副总工程师的王雷直说自己运气好。

运气，也是因奋斗而来。

王雷的办公室里有个书柜，整齐摆放着过往他为南水北调写下的所有设计报告，每一页都见证着他和同事们的奋斗。

2003年，非典疫情突袭。当时，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前期可行性研究正在紧张进行。王雷和同事们没有中断研究，始终坚持工作。为了保持安全距离，大家甚至站在院子里开会。

2004年，北京段工程进入初步设计阶段，闸如何修、渠往哪开、水怎么流……繁重的设计任务压在肩头，几乎每隔一两天，王雷和同事们就要忙一个通宵，每一个设计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不能出任何差错。

正是从那时起，王雷的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后退。

2005年，西四环暗涵工程正式开工，全长12.64公里的暗涵直穿城市快速路，如此规模，尚属国际首例。

头顶是呼啸而过的地铁或铁路；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各种管线、桥桩……想要做到“井水不犯河水”，谈何容易。

大型机械下不去，只能采用浅埋暗挖法，工人下井，用铁镐、铁锹小心翼翼地掘进、浇筑……王雷和设计团队创新加固技术，在隧洞内铸就“钢铁脊梁”，保证了施工安全。

不断路、不断交通、不扰民、零事故，西四环暗涵顺利完工。

迎接南水的23年，王雷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工程，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接过孩子放学。“我这不算什么，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王雷说。

2014年12月27日，第一渠丹江水流到北京。王雷没时间回味与南水的“初次相见”，他已经开始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谋划更长远的目标。

南水北调，只是缓解了北京的“渴”，从“极度紧缺”到“紧平衡”，北京水资源安全还不能松劲儿。

目前，王雷和团队正在规划设计更长远的调水方案。“现在中心城区已经基本形成供水环路，未来计划增加调水通道，再沿六环建一条输水环路。”王雷说着，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大大的一个圈，“沟通河湖水系，形成全市供水大网”，这是他未来几年的新梦想。

圆梦大事记

●1960年 “红旗渠”工程开工

1960年2月11日，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开工。3月10日，引漳入林工程被命名为“红旗渠”。1964年12月1日，红旗渠总干渠全线开通。

●1970年 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

197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88年12月，工程全部建成。

●1994年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20年11月1日，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根据验收结论，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1997年 小浪底水利枢纽成功截流

1997年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截流，2001年12月31日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2002年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2014年12月27日，第一渠丹江水经过漫长“旅途”正式进京。

●2003年 龙滩水电站实现截流

2003年11月6日，龙滩水电站工程实现大江截流。2007年5月27日,龙滩水电站一号机组提前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