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如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到皇宫寺庙的“太和殿”“雍和宫”，就会感到匾额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而且，在许多著名的匾额上，我们都看到过“错字”，其绝妙之处就在于，每个字背后都有它的历史典故，究竟是对是错，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匾额里的“错字”藏故事

故宫午门门楼 

紫禁城中许多匾额的“门”字多不带钩，这究竟是为什么？传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南宋都城临安宫殿被火焚毁，有人认为是门字末笔带钩，是火笔，招致火灾；二是“门”字带钩，“钩”除了可以钓鱼外，还可以钩住一切水生动物，当然也包括象征着天子的“龙”；三是据说中书詹希原书写明朝宫殿匾额时将“门”字的末笔微微钩起，多疑的明太祖认为这是闭塞贤路，于是将其斩杀，后来明朝迁都北京，但旧习传承下来，所以“门”自然而然没有钩。

“避暑山庄”多了一横的“避”

避暑山庄正殿大门的上方悬有一块匾，上面写着“避暑山庄”四个镏金大字，为康熙皇帝的御笔，仔细看去就会发现，“避”字右边的“辛”下部多写了一横。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特意加了一笔，他认为：“此是避暑之避，不是避难之避。”原来，皇上是忌讳“避”字有“逃避”的意思，不吉利，所以大笔一挥加上一横，这样就没有“逃避”之意了。

“明孝陵”多了一横的“明”

“明孝陵”变成“眀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明孝陵保护碑上，“明孝陵”写成了“眀孝陵”；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体上写有“此山眀太祖之墓”，这两处的“明”字却写成了“眀”。“眀”这个错字很有来历，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著名的《洛神赋帖》中，“明”字便写成了“眀”；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块匾额叫“明良千古”，其中的“明”就写成了“眀”；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明”字也写成了“眀”；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明”字，同样写成了“眀”。有说法认为，用“目”代替“日”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

“报恩院”少了一横的“院”

天津独乐寺独乐寺，又称大佛寺，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独乐寺是我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也是中国现存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这里的一处景点之一的报恩院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建，报恩院的“院”少了一横，少了一横的“院”。据说，当年咸丰驾临天津独乐寺，为寺内四合院题写院名，即兴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字写好后，咸丰才发现自己“献丑”了，“院”字少写了一横。一众随行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下的谁也不敢说是错字，正在众人疑惑时，咸丰自我解嘲道：人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 — 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

匾额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

乾隆年间晋祠水镜台匾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的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简称为匾，古代“匾”写作“扁”。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牌匾，简称为扁、匾或额。也有说，横写为“匾”，竖写为“额”。中国的古建筑门屏上端，多缀有匾额，其特点为文字不多，一般二字、三字、四字。古代匾额大多为木质，也有石质雕刻的。不论木质或石质的，匾额一般为长方形，尺寸以门面大小而定，多为黑漆金字，醒目端庄，寓意深远，措辞文雅，书法遒劲有力。

匾额习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在古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志，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风俗。当部落发展成为国家，氏族首领化家为国，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国号。我国古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国号为商，《诗·商颂·玄鸟》中曾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雍和宫匾额

中国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匾额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额在建筑物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因此极受古人重视。史载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台礼天，榜名“灵台”，可以说是历史上匾额雏形。自秦始皇统一始，真正意义上的匾额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得以颁布施行。秦《会稽石刻》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其中的“显陈旧章”，确立了匾额的地位与使命。秦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匾额用的字体。

《太平广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国魏明帝时建凌云台，韦诞奉命“题榜”，但“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绳亘引之，使就榜书之”。皇帝为了匾额的完美已经不顾臣子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数十米高，韦诞“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为，悬挂高空去题写匾额，因为恐惧，韦诞头发和胡须转眼间变白了。回到地面，他把毛笔烧掉，表示再不写榜书，并且还将不准子孙学习榜书写入家规中。

商铺挂匾额招揽生意

匾额广泛流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临街开店，挂出各自的匾额来招揽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匾额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中能看到汴京街道上，两旁并列着各种店铺、作坊，其中有酒楼饭店，也有金银铺、裱画铺和医药铺，如“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药铺）、“王家罗锦匹帛铺”（绸缎店）、“刘三叔精装字画”（博古斋裱画铺）以及“赵太丞家”等医铺。俗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匾额逐渐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标，它往往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顾客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比如北京老字号“内联升”中的“内”指大内宫廷，“联升”示意顾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可口可乐的第二任总裁伍德鲁夫曾说过：“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一夜被大火烧掉了厂房和设备，只要给我‘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北京琉璃厂荣宝斋匾额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百草厅”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奶奶以“白家老号”的匾额作为白家私产为由参股。电视剧并非虚构，民国年间的一场大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伙计，闯进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抢了出来，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动，将这位老伙计命为“终身伙友”，并终身“高其俸”。

20世纪30年代，上海老字号童涵春堂曾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把部分产权出售，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80万两白银，折合112万枚银圆，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祝寿匾额成清代风尚

童涵春堂

除了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匾额在古代还是宣扬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一家世代忠良，忠心报国，宋太宗赵光义赐金五百万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并亲笔御书“天波杨府”匾额，下旨满朝官员凡从天波府门前经过，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对杨家的敬仰。宋徽宗还曾赐唐朝大将陈元光之庙以“威惠庙”的匾额，以追思其开发漳、潮地区之功。在当时能获得官府或皇上的匾额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不仅是家族的光荣，能够泽被后代，还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光荣。

明清之际，牌坊匾额成为最高统治者褒奖功德孝贤的重要形式，须经皇帝降旨或恩准才能建造，在正楼檐下和顶枋之上的正中间建有一个小龛，内有一块小石板，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牌坊的主楼写有匾额文字，匾额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者记录表彰的缘由。

在云南纳西族“木府”前精工细作的牌坊正中，就安放着镌刻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的匾额。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标志，更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清朝律例规定，匾额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从而使得匾额被广泛运用到祝寿之中。康熙称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为“此吾家老人也”以及为其题写“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匾额，充分显示了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