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我们开始了中学生活。一群刚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孩子还不适应严格的纪律，难免偶尔淘个气，尤其是在课堂上喜欢跟老师交流。

教英语的黄老师喜欢和学生互动，在教teapot（茶壶）这个单词时，黄老师扬起左胳膊，前头还把手稍稍向下弯曲，俨然是个壶嘴，右手弯曲成O字型、插腰就是个壶把型状，这样同学们学的快也记得牢。老师正为她的肢体形象教学得意呢，这天又开始教单词”cock”（公鸡），还扎扎着两只胳膊学公鸡打鸣。坐在底下的小明发问：老师，cock是公鸡还是母鸡呀？“公鸡，你没看见我这打鸣呢嘛，公鸡、公鸡记住了啊。”课堂里响起了一片笑声。

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学生们都带饭。有一回，我带了两个枣窝头放在课桌抽屉里，由于课桌已经老化了，有点”娘娘架”不结实了。上着半截语文课，只听咣当一声连书包带午饭全都掉地上了，俩窝头咕噜噜滚向了讲台。何老师一看问：“什么呀这是？”我回答：“老师我的窝头跑了。”“你赶紧捡起来吧，好家伙又是饭又是菜的，这午饭够丰盛的。”班里又是一片笑声。

班主任朱老师天天都要在后门窗处，扒着玻璃往教室里瞧他在盯课堂纪律。那天又来了，只见玻璃上糊上了一张报纸，他气得下了课就”破案”，把”肇事”同学叫到办事室呲去了。

当年我们读书时还是重视社会实践的。经常去大华陶瓷厂学工制作瓷器，还去宣武区苗圃挖树坑种树，曾经到密云县统军庄帮助秋收，我们挖出来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看着真喜人。记得中学里最后一次下乡劳动是去房山区磁家务，那满山遍野的柿子黄橙橙的一片，花三分钱就买上好的柿子，吃得我们都腻了。这次劳动带有政治色采，每个人都必须报名插队去，否则学习班不结束。

本来是1967年8月毕业的我们这拨同学，赶上了文革。后来，迟迟不复课的情况下，我就成了”消遥派”。自己做鱼缸养起了色彩斑斓的热带鱼，还到草桥的水沟里去捞鱼虫喂鱼，后来几十年的养鱼生涯即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了1968年年底同学们分别去了上山下乡，参军入伍，工厂学徒而各奔它乡，四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

57年过去了，不少教我们的老师均已故去，我们这帮“小淘气”也已成了七旬老人，但这有趣的往事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