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9月9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并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前夕，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香山革命纪念地举办了“百年征程 香山华章——第二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香山革命精神与新时代研究”等五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剖析了“香山革命精神”的内涵，回顾了中共中央在香山的革命历史，探讨了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交流了革命类旧址、纪念馆、博物馆的发展前景与路径等。现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断探索和完善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历经28年的革命战争，形成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制度体系。

伴随着解放战争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区域越来越广、部队编成越来越庞杂等实际，党通过在组织制度上“恢复和健全部队的党委制”“公开和加强部队的连队党支部”，在工作机制上“严格部队请示报告制度”，在行为规范上“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编制体制上“实施全军整编统一番号”等等一系列举措，使之得到全面回归、完善和加强、升级，成为军队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始终坚持的根本制度机制体系，彻底完成了“脖子”以下即军队内部的绝大部分设计和落地，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制度机制保证，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作为执政党，既要治理国家，也要领导军队。对于后者，最急迫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探索“脖子”以上，即党领导下的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努力寻找“党——国家——军队”三者关系的最佳制度设计与落地路径。

1949年至1954年，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最高准则，领导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充实和调整军委总部领导机构，在军队内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军事领导模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后，以首部国家《宪法》为最高准则，领导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同期撤销党政军一体化的6大行政区，进而将6大军区分解扩为12大军区等等，使党领导设计的国家军事领导体制有了新的跃升。这一时期，因毛泽东同时担任党、国家、国防委员会、党的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形成“四位一体”的初步模式。

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这是党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首次明确化。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从此打破“四位一体”，党探索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就此进入新时期，只是后因“文革”而出现曲折，这是后话。

总之，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探索，为新时代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宪法》赋权和《党章》赋责，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和实行“四位一体”模式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