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修缮是一项科学的工作，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原状，还要传承传统工艺。这些都是充满故事的地方，室内室外文物非常密集。故宫里建筑最密集的地方莫过于乾隆花园，位于故宫西北侧，160米长、38米宽，前面已经开放了，但后面从来没有开放过，那里亭台楼阁和假山林立。我们制订了七年的修缮计划，要用原工艺、原材料、原技术把每一件文物修好，从墙上摘下来的牌匾都要准确地测绘，修好后要丝毫不差地放回原处。我们按照这种理念把一栋一栋的建筑都修好了，一派江南风光。其间，当我们对一幅画进行修复的时候，发现它原来是用一种植物做的。经专家研究，这种植物当年取自安徽砀山梨。后来我们找到了传承人，经过上百次研发，终于成功了，对这幅画重新进行了装裱。人们看不到修复工作的复杂过程，但是我们问心无愧，因为我们秉持了一个理念，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当200 年、300年后，我们的后人再修复这幅画的时候就能知道，乾隆时期使用了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技术，这就是工匠精神。

修复文物建筑要有工匠精神，修复文物藏品同样要有工匠精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最令我感动的是，为这部纪录片点赞最多的是年轻人，特别是在校的学生们。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慢节奏的、充满文化情怀的纪录片真正打动了今天的学生们。这部纪录片上映以来，每年报考故宫的人迅速增长，2019年4万多人报名，详细解读报名要求以后，17000人参加了考试。这说明我们文物修复专家的工作精神、工作技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比如王津是钟表修复专家，他修好了300多个钟表。很神奇的是，四年前他在食堂碰到我，他说他要到美国去领奖，因为他获得了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白金奖，他说他的工作状态被拍进电影里去了，然后就给了一个奖。多少电影演员、电影导演梦寐以求的大奖，王津到休斯敦拿回来了，这代表工匠精神得到了人们的赞美。

过去，我们修复文物的程序是：一件文物要修，从管理部门、使用部门送到文物修复部门，文物修复部门找权威专家修好后再送回去。但是如果将文物视为有生命的，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得病到了医院，任何一个大夫都不会上来就给我们吃药、打针，一定要先进行诊断，没有诊断的修复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建立了人类的第一个文物医院——故宫文物医院，拿出361米长的院舍，拿出一些编制（我们的编制20多年都没增加过），就是要科学地保护文物、抢救文物。医院里的员工一半都是科学家，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分析、检测、出报告、出治疗方案。我们这所医院建立以后，国际文物修复协会把全世界唯一的培训机构设在里面，过去五年已经培养了来自32个国家的100多名文物修复者。文物进入医院后，首先要体检。比如，如果是商代的青铜器，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知道出土的地点、历代人叠加了什么不应该去掉的信息、金属成分是什么、比例是什么、得了什么病、通过什么手段能治愈，清晰的分析检测报告和治疗方案出来以后，才能送到青铜器修复专家手里。

我们为故宫文物医院配备了最先进、最实用的设备，最近添加了100多台仪器设备，比如分子结构分析设备，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台文物专用的CT机，第一批“病人”就是四年前出土的江西的青铜器。这些仪器设备的加入让我们的文物修复水平如虎添翼。比如曾经挂在乾隆花园的一幅大画，有5米多高，80年前就堆落下来了。我们的老员工只能把它包起来，本来看似没救了，但现在我们把它修好了，让它“起死回生”了。修好了才知道，原来是董诰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画。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唐卡。青海、西藏、四川有人做唐卡，但是没人敢说会修唐卡，因为不了解使用了什么技术，会修坏。故宫博物院现在掌握了这门技术，我们修复了挂在养心殿的 54块唐卡，修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有25层，使用了32种不同材料，并联了682颗小珍珠。放大20倍以后，鼻子、眼睛、嘴可以清晰地呈现，小珍珠是怎么串联的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我们才能骄傲地说，全世界只有我们能够真正地修复唐卡。现在，我们建立了23个科研实验室，支撑着数百种文物修复平台。

人们关心文物修复的情况，我们就开放了文物医院，观众可以看到文物修复的过程，可以看到文物修复的成果，每天能接待很多热心的观众。人们关心故宫的文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是不知道故宫有多少件文物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是不知道故宫有多少件文物的，谁都不知道。但是，七年前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故宫有多少件文物，是我的前任郑院长告诉我的，他用整整七年的时间，把故宫文物第一次清理了一遍。每一件文物都要建档，和历史还要对得上。我们后来又进行了再清理，清理了很多屋子。清理后知道，到2018年底，故宫一共有1862690件文物。这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家底，也知道了自己的责任——42%的国家文物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那么多珍贵的文物收藏在一个博物馆？因为故宫的文物藏品里93.2% 是国家定级的珍贵文物，几乎件件都是珍贵的。我们要把它们研究好、利用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成立了故宫研究院，成立了古建筑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陶瓷研究所、书画研究所、青铜器研究所、中医药研究所等24个研究所。故宫研究院里有450名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其中一些老先生已经退休多年了，有的已经不能自己走了，但他们一生的经验应该留下来。我们请 90多岁、80多岁的老先生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坐在那儿，身边有两三名年轻学者跟他们一起工作，这样他们的经验就传承下来了。

郑院长告诉我，在文物清理刚开始的时候，在图书馆发现了两个大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乾隆写的诗，拿出来一数，28000首。我们已经保存了他写的17000首，这证明乾隆一生写了不少首诗。乾隆的诗谁都背不出来，因为不好背，它是用来记事的，今天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宫里发生了什么、全国发生了什么，他都认真地记，所以这些诗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我们还有一个富矿，就是老照片，18000张老照片的玻璃底片直接诉说着历史，但是研究它们很吃力，因为要知道每张照片照的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照的，要科学研究好了以后才可以科学地定名。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每天都会有一些研究成果进入我们的馆藏。

（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理论名家大讲堂（第一辑）》，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