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有位朋友说他没听说过北京法海寺的壁画，这让我深深地吃惊，这么好的东西居然还有人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不知道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这让我实在没法儿忍了，于是决定重游法海寺，写文记之，让更多人知晓这一块瑰宝，这一段传奇。

首先科普一下，敦煌莫高窟大家都知道吧？法海寺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山西芮城永乐寺壁画并称中国三大壁画宝藏；三星堆大家都知道吧？法海寺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3批国宝级文物，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法海寺的地位有多高。

然而，法海寺其实并不需要和谁齐名，它就是它，即使埋没深山无人知晓，也丝毫不会降低它的价值，它只是在是时光中静默，有缘的人自然会来到它的面前，被它的美所震撼，100多年里，德国摄影家来了，英国女记者来了，名人大师们也来了……

来到它面前的还有我，回想一下，自己也算是法海寺的有缘人，因为在山脚下的北京九中上过六年学，所以对法海寺格外熟悉。上世纪50年代，它曾经是九中校舍，后来学校搬到了山下的承恩寺，法海寺做了男生宿舍，山路上的电线杆据说都是九中师生一根一根扛上去的，寺庙里才通了电。当年，学校非常重视文物保护，不准学生随意进入大殿，为了保护壁画，特意用荆条编制成护板放在壁画前面，避免壁画受损，成为校史中的一段美谈。

我生的晚无缘在法海寺读书，在山下新校舍上学，但是午休时间上山去寺里遛弯是常事。上世纪80年代后，有壁画的大殿已经保护起来卖票收费，忘了是5元还是10元，我一介穷学生囊中羞涩，记得只看过一次。

大殿常年昏暗，隐约见到墙壁上祥云缭绕，神女飘飘，我小时候学过工笔仕女画，只觉得那画意极美，却万难描摹，我不由得想起《聊斋》里《画壁》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清代朱孝廉偶然进入壁画里，和画中散花天女谈恋爱，一段离合奇遇似真似幻，姿趣横生，而我也似乎一不留神跌落进壁画深处，迷失在仙人们飘飞的衣袂和叮当的环佩声中，仿佛是一个极尽绮丽又有些诡异的梦境。

这情景于我印象极深，所以一直对法海寺壁画心怀敬畏，然而毕业后远离京西，回来的机会不多，再次来到法海寺，已经是沧桑的30多年后，细雨中走上那条熟悉的山路，真有“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之感，恰巧，法海寺所在的这座山名叫翠微山。

一切都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山路依旧，苔痕依旧，大殿前的两株千年白皮松似乎更茁壮了，唯有当年的小女孩鬓已星星也。为了保护壁画，观众需要分场集中进入，有专门的讲解员带领参观并讲解，每一场20多分钟，观众不能多做停留，而且大殿里没有任何照明装置，只能用手电。

时间到，木制的大门被轻轻推开，昏暗的大殿里是一幅未被时光触动的古旧的模样，让我想起1933年第一个拍摄法海寺的24岁的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她当年在深山中发现了这样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寺庙，她写道：“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她为了拍摄位于暗处的室内壁画，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这在当年是暗室拍摄的一种方法，然而由于过于专注，赫达•莫里逊不慎把自己烧伤了。

接触过北京老照片的人都知道这位德国女记者，当年赫达•莫里逊靠一台照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颗捕捉东方艺术敏锐的心，不仅记录下当时中国的社会景象，也为我们留下了法海寺80多年前的真实景象。壁画前石台上神态各异的罗汉像如今已经无存，人们还只能从赫达•莫里逊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们曾经的模样。

另一个记载法海寺的人，是英国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这次她巧妙地利用了一面镜子把阳光折射进了殿堂内部，终于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画面，在《发现法海寺》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中，她写到：“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其他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安吉拉•莱瑟姆的报道和照片刊登在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上，法海寺从此名扬四海。

人们对法海寺壁画不吝赞美，《中国壁画史纲要》中写到它：“线条流畅，色彩浓丽，天衣飘动，漫笔生辉，诸如梵天肃穆，天王威武，金刚刚毅，天女妩媚，鬼子母慈祥，儿童天真，都真切生动……”然而，这一切描述都抵不上在昏暗的大殿里打开手电的那一瞬间的震撼。

壁画真迹远不如复制品清晰鲜艳，颜色有些已经黯淡了，虽然保存已经算是相当完好，但500多年来的阳光空气和灰尘还是腐蚀了它们，但是时光却又给它们增加了另外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我找了一个被允许的最接近的位置，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近距离看那些500多年前留下的线条，如此清晰而繁复，它们描绘出飘逸的发丝，精美的纹饰，衣袍间似乎有微风拂过，鬓发上仿佛残留着花香……

最爱的还是那一幅《水月观音》，观音都要“宝相庄严”，这一幅我却只觉美丽不可方物，观音头发无风自举，曼妙轻舞，身上白纱拂动，似乎要飞出画面。贴近了仔细看那层白纱，会发现玄机，象征洁白无瑕的白纱衣，以白粉线勾勒而出，上面绘满六角小花图案，每一朵小花均是由48根左右金丝组成，画工极其精细，真可谓巧夺天工。

近些年，宋朝的极简之美备受世人推崇，而法海寺壁画却是另一个极端，它无比繁复，每一分每一寸都细致地铺满了色彩和花纹，甚至用了造价极高的“沥粉堆金”之术，通过手电的光，能很清晰地看到很多纹饰是凸起的，那是用金粉层层堆叠而成，这是皇家宫廷才有的排面。确实，法海寺壁画如此奢华而精妙，绝非民间匠人所做，它们出自明朝宫廷画师之手，几年前在法海寺发现了一块“楞严经幢”，其中详尽记录了法海寺建造者的名字，包括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等15人。

通常，繁杂的堆砌会产生一种“匠气”，但是很奇怪，“堆砌”到极致的法海寺壁画却依然灵动，在那满目琳琅珠玉的神仙世界中，每个人物都似乎是有故事的。不知道当年蒲松龄写《画壁》时是否见过法海寺壁画，不过，要说老爷子从山东跑到北京也是不易，不过我真觉得自己如同《聊斋》中人，好像走进墙壁中，摘一朵拈花神女篮中鲜花，同“鬼母子”闲话，逗弄小狐狸，阎王爷看着也慈眉善目的，可以聊聊……他们在天上大约也有些无聊吧。

然而，我忽然看到了墙壁上的钉子眼，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不由得想起法海寺文保所所长庞献辉先生讲起的一段往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公安纵队某连驻扎在法海寺殿堂内，一个战士洗完衣服，就直接在大殿北壁上钉了几个钉子，拉绳晾衣服。没想到这几个小小的钉子，却牵动了多位大师级的名人。

1954月9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叶浅予在实地踏勘后亲自到文物局汇报情况，并提出了保护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惊悉法海寺壁画的保存现状，担心壁画再有闪失，立即上报文化部。

4月18日文化部根据徐悲鸿院长的反映，由部长沈雁冰（茅盾）签署，再次向北京市政府发公函，要求“请即查勘，并通知借驻部队加以爱护，已经钉的钉子不用拔出，未钉死的轻轻把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再毁坏。”

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非常重视这一反映，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请设法保护法海寺文物。北京市政府对法海寺文物提出：“不得稍有损害。”钉钉子的士兵被批评教育。不久，驻军撤出法海寺。

这一串名人级别够高，他们竟然都为法海寺操过心，1956年，法海寺走进了另外一位名人郭沫若，此时的法海寺，正用作北京九中的男生宿舍，当时九中看管寺院的宿舍管理员吴效鲁为郭沫若打开了大雄宝殿的殿门，请他参观殿内的壁画。郭沫若一眼就看出了壁画的价值，他认为，法海寺壁画是与敦煌石窟、芮城永乐宫壁画一样宝贵的艺术珍品，应该妥善保护。临走的时候，郭沫若对吴效鲁认真叮嘱说：“这里的壁画很好，希望你能好好看管。”这句嘱托让老校工在浩劫中“拼将性命护丹青”。

而讲出这段故事的正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丁传陶先生，他曾经和吴效鲁一起在法海寺居住多年。吴效鲁年少的时候，曾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当过学徒，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对文物有不错的鉴赏力。当年，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地叫他“吴大爷”。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拿着法海寺大雄宝殿钥匙的吴效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九中的“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上山“造反”。吴效鲁抄起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砍柴的斧子，站立在壁画墙前，这些“红卫兵”一看吴效大爷拎着斧子要拼命的架势，胆怯了，最后砸了塑像，没敢毁壁画，下山去了。

20世纪70年代初，74岁的吴效鲁去世。另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老师邱松岩，受北京九中之托，继续掌管法海寺壁画大殿的钥匙，终使壁画在“文革”中未遭破坏。

这一段过往，我作为九中校友至今仍感自豪，站在壁画前，不由想到，这些壁画穿越500多年的时光，经历改朝换代，经历烽火连天，经历沧海桑田，今天还能这样完好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多么不容易，这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听闻为了更好地保护壁画，专家已经进行了各种数码复制，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再也无缘得见法海寺壁画真迹，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欣慰。

古寺和壁画屹立于时光中，而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