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散尽，却也不尽然。现在《申报》影印本里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的许多趣闻轶事。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行，流传最广的照片大概是那张徐志摩、林徽因和泰戈尔同框的“岁寒三友图”了。其实还有一张珍贵照片，一年多后在《申报》刊出，题注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同摄一影的诗人，一个是着一身印式长袍的泰戈尔，银髯飘拂；一个是陈三立，头戴小圆帽，孤峭般的脸上带着丝笑意。这年春天，泰戈尔在西子湖畔特意登门拜访了陈三立，会晤中由徐志摩任翻译。泰戈尔将一本自己的诗集赠给陈三立，并请陈三立以中国诗坛代表身份回赠诗集。陈三立谦逊地表示，自己不敢以此自居,未将诗集相送。

“三立”之名源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如其名的背后，浸润着中国传统意义上儒士的价值追求。陈三立是晚清立志革新朝政的“维新公子”，和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实施变法维新而名垂青史。父子俩携手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夹击中，“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清史稿》），试图以湖南为天下先，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以开民智为己任的时务学堂。当时年仅14岁蔡锷报考时务学堂，因未达要求，没被录取，陈三立却认为其“不可复得”，破格录取了蔡锷。后来蔡锷发起了“护国运动”，足见陈三立不寻常的识人眼光。

陈三立画像 徐悲鸿绘

倾注陈氏父子全部心血的湖南新政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悉数付之东流，陈氏父子同遭罢黜，陈宝箴不久而亡。国忧家难，变革未竟，宦海沉浮，陈三立独自吞饮了怆痛。陈寅恪晚年写有《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忆及家事国事，仍心意难平：“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经此戊戌之难，陈三立的命运鲜明地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前后半生。前半生的陈三立在努力实现他济世救国的政治抱负，后半生的陈三立则在努力实践他的文化理想。他以学问为诗的姿态，将余生才情全都付之于“同光体”诗作。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他似生在前朝的抄经老僧，如一道奇异波光，是人们眼里“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1936年，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中国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为胡适，代表新文学，一为陈三立，代表旧文学。陈三立因年迈无法远涉重洋，未成行。

1922年梁启超重游长沙时所书“时务学堂故址”，梁启超曾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在全盘西化思潮狂飙奔流的年代，陈三立何以如此？起初我不得其解，直至见到吴宓的一段话，方知千钧重量：“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义宁陈氏，如今已是一个文化符号。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家族可谓多矣，但像义宁陈氏这样的名门世家无出其右。今天的人们大概已很难感同身受了——百年前的陈三立在身处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因西化而失落的那份痛苦，陈三立诗文著述言及“传薪愿缓须臾死”的那份情感，陈寅恪继承父辈精神遗产而自觉担起文化“托命人”的那份重负。时人评陈三立“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可谓荡气回肠。

陈三立画像 徐悲鸿绘

作为一个身居杭州的人，最令我感念的，是延绵在陈氏父子间的那脉西湖情结。陈氏父子与杭州，就像两个朋友，因心意相投而结下了陪伴一生的深厚友情。陈宝箴去湖南赴职前在浙江任过按察使，陈三立自戊戌政变后辗转长沙、南昌、九江、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处，据《陈三立年谱》载，陈三立或长或短近十次到过杭州，居杭共计约有三年时间，他独对杭州有放不下的情结，写下了诸多诗文。

杭州南高峰山脚下，有一棵千年香樟，一旁青石上刻着醒目的红色二字：“唐樟”。我专程去看唐樟时，师傅们正登高，给树安装钢架做支撑。它实在是太老了，长虬般枯老的树干上不见繁叶，不过有几枝生机盎然小树苗神奇地从树干上冒出，活像老祖宗膝下顽皮的儿孙。碰巧遇上一群三年级小学生，由老师带着做假日活动，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来到我面前，请我回答问卷上的小问题：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古樟？这一刻，颇令我有恍然隔世之感。

杭州南高峰下的古樟树

一百多年前，陈三立和他的好友们也来过这里，经历了人生的波澜起伏，陈三立这年已是六旬老人，唐樟亦老矣，岁月的更迭照见在他们彼此身上。显然这棵古树震撼了这群来者，他们商议集资，第二年在古树旁建起了一座樟亭。白云深处，有古樟，有长亭，有风掠过，一群穿长衫者在这里酬唱以诗，弦歌不绝，犹似王羲之于兰亭流觞曲水，千年文脉一直神采灼灼。陈三立作有《樟亭记》：“偃蹇荒谷墟莽间，雄奇伟异，为龙为虎，狎古今，傲宇宙，方有以震荡人心。”这意态从容间，何尝不是他心境、志趣和风骨的映照。虽生于官宦人家，陈三立身上却有很多殊异，朝廷后来想重新起用他，袁世凯托人邀他北上，均被他拒绝。张学良以二万金乞为其父作墓表，他不肯下笔，拒绝了。他八十大寿时，蒋介石献巨额寿金，他依旧拒绝。他前往恩师陈宝琛住所拜年，虽已年逾八旬，却对恩师仍行跪拜大礼。陈三立一直盛誉在身，其维新变法的壮举和作为“同光体”的诗坛巨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其人格和气节恐怕才是更深层次的原由。很多画家都为他作过像，尤以齐白石所画最为传神，那神态气度真如《世说新语》里的“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者。

陈三立画像 齐白石绘

在《樟亭记》，陈三立还写下这样的文字：“度其年岁，或于白乐天、林君复、苏子瞻之时相先后，盖表灵山，偶古德而西湖诸胜迹所仅留之典型瑰物也。”往往是看西湖热闹的人多，得西湖真传者少，这般从心里洗练出来的字句，俨然和四百多年前著述《西湖梦寻》的张岱，是同道人，他们是西湖的人间知己啊。

陈三立甚至把百年后的事也安排妥了。1923年，夫人俞明诗和长子陈衡恪（字师曾）相继离逝，陈三立为夫人和儿子在杭州九溪的牌坊山选定了墓址，也为自己留下生圹。接连遭受丧亲之痛的陈三立写下挽联:“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竟一语成谶。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陈三立正寓居在姚家胡同3号。日本人欲借其声望，派人上门游说逼他出任伪职，但他们没有想到以“神州袖手人”自居的陈三立，是刚烈之士，国难当头哪肯袖手旁观，数日后竟抱必死之念，忧愤不食而亡。

战火离乱中，陈三立生命最后的归途颇为不易，灵柩暂厝在北平长椿寺达十一年之久，直到1948年才得以由亲友们一路护送南下抵达杭州。本是途经的地方，最后成了归地。

陈氏父子的西湖情结在陈三立百年之后，又延续到了三子陈寅恪。在陈三立入土为安这年，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新旧两个时代的巨变，陈寅恪面临去或留的重大抉择。早些年赵元任曾请他去哈佛，陈寅恪说：“我不想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次他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告于好友王力。以陈寅恪深邃的史识学养，他自然深知“父母之邦”对自己人生和学术的意义。一身名士气，只肯为学术折腰的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度过了生命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

年轻时在瑞士留学，陈寅恪写过一首诗《宣统辛亥冬大雪后乘火车登瑞士恩嘉丁山顶作》，末句为：“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此时这位膑足目盲的老人，又一次成了乡愁症患者，万里飞空而来的乡愁再次溢满心头。他写了好多这样的诗：“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塘真合是吾乡”“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也有对杭州风物和故人的挂念：“暗香一树能偕隐，古柏三株共耐寒”“东坡聊可充中隐，吏部终难信大颠”。陈寅恪的女儿们在追忆父母双亲《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里谈及家事，说父亲一直希望能移居杭州，百年后与父母兄长相伴。但因种种掣肘，这一愿望未能如愿。

位于庐山植物园内的陈寅恪墓

陈寅恪身后，所有著作依他意愿以繁体竖排出版，一字不改，“留赠来者”。陈寅恪曾自嘲以“废残之身”撰就学术专著《论〈再生缘〉》，而《再生缘》的作者陈瑞生便是杭州人氏。倘若你来杭州游玩“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出正门便可见隔着南山路对面的一处灰墙上，镌刻着“勾山樵舍”四字，陈瑞生旧居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这一丁点遗迹。阳光越过树桠打在石墙上，斑驳阑珊，好似在讲述沧桑往事。现今杭州与陈寅恪关联的，除了父母兄长的安息地，便是勾山樵舍了。如果当年杭州接纳了陈寅恪遗愿，该有多好。历史无法假设，青山埋骨，也埋下了遗憾。遗憾之余，又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江南文化丰饶底蕴终究萦绕在一代史学大师笔端。

陈衡恪（字师曾）

自然也萦绕在他兄长陈衡恪的水墨里。当年陈衡恪英年早逝，好友弘一法师闻讯后亲往灵前，伏地，叩首，一身灰色僧袍背影旋即哀伤无言而去。耄耋之年的吴昌硕悲痛不已，为爱徒写下“朽者不朽”。旧闻里说，陈衡恪自幼天赋异禀，5岁时跟随祖父陈宝箴游西湖，看见湖上盛开的荷花，欢喜至极，回家后即将荷花画得有模有样。陈氏父子于西湖的情愫，在一花一叶入画时就好像暗暗定了格。现今陈衡恪遗墨分藏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各处博物馆。有时碰上好运气，便能在美术馆举办的某个特展上一睹大师的水墨丹青。荷花是少不了的，孤芳至洁的荷花历来是中国文人画中挥之不去的意象，也是江南天地四时之气中不可缺的花语。江南的根深叶茂总是令人迷恋，犹似那千年古树。它构建起的地域空间，满载了世代守护传承下来的情感、精神、价值和理想。

陈师曾 荷花翠鸟 立轴

有幸今日我可寻此一去。到九溪，上牌坊山，满山茶园豁然出现在眼前。沿着山中小径，穿过一丛丛茶树，即到陈三立墓前，陪伴在侧的是陈衡恪墓。听当地人说，从前山上树木还没这么多，站在山顶，能望得见钱塘江。四周静得能听见从眼前拂过的风，这隐没在山间的静默像是在另一个尘世。我今来此，人间已无他。好在西湖山水间，千年樟树依然巍巍然，每年夏天湖上总会盛放荷花，而那暗香古柏和钱塘之江扣结成的乡愁，最是人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