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抗日民主运动持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 “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剿共”。

在反复劝说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无效后，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马上电告全国，陈述捉蒋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

△图：报纸刊登张学良电告全国停止内战的消息

可任凭张学良说破了嘴皮，蒋介石就是不肯妥协，谈判陷入僵局。

张学良、杨虎城以非常的军事行动押扣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同中共方面进行任何商量，但希望中共对他们的爱国正义行动予以全力支持，并协助他们解决捉蒋后的复杂问题。

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延安。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张学良在连续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转告了他们在通电中所提出政治主张，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中共中央火速派周恩来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

此外，中共中央根据对西安事变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和全国事态的发展，认真研究了促使事变向着推动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向发展的方针、措施，并于14日发出《西安事变后促动南京政府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后坚持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立场，坚持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与张、杨的主张是一致的。

△图：“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

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他立刻与张学良面谈。经过缜密计议，两人决定：

• 军事上，红军加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张学良则希望叶剑英参加参谋团，三军统一指挥。这使“三位一体”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融为一体，巩固了三方的团结。

• 政治上，双方同意在逼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释放他回京领导抗日。这既可借蒋的权威压服南京讨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达到事变发动时提出的“促蒋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

此外，双方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等。

当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去指示电，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图：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

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拜访杨虎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三方在逼迫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时，周恩来又和蒋介石见面，和宋子文、宋美龄直接交谈。

在周恩来的努力斡旋下，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

经过反复磋商，12月24日上午，最终达成中央军撤离西北、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等九项协议。这九项协议基本上同意了张学良与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图：西安事变旧址 张学良将军公馆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与蒋介石夫妇登机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