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范长江，时年28岁。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史上标志性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现在成了中国记者节。

范长江作为记者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在民国报界巨擘《大公报》任职期间。那时，发生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红军长征、日本全面侵华、西安事变……

1935年，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因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成为第一个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在绥远、台儿庄、徐州等等抗日战场，他的战地通讯更为读者所乐读、追捧。他是第一个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中国记者，第一个到达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记者。

《大公报》鼎盛时期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左）和胡政之。

然而，范长江在《大公报》的记者生涯仅三年多的时间。1938年秋，名满全国的范长江忽然离开了《大公报》，其中缘由，成了中国新闻史上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

通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书写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到轰轰烈烈的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我们转回头再看书写这些文字的范长江，在民族危亡之际、社会激变之中，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

“北漂”通讯员

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是从北京开始的。

1933年初，日军侵占承德，侵略魔爪伸向华北，“长城抗战”爆发。平津震动，北平各高校成立了联合抗日救国总会，去长城前线慰问抗日将士。4月的《北平晨报》，连续刊发了此事的消息。其中一条写道：“北京大学前线视察慰问团范希天、张镜航等13人，由平抵张，日前晋谒傅作义……”

其中的“范希天”，就是范长江的本名。因为后来以笔名“长江”发表了最多的作品，世人皆知范长江，以致他的本名范希天倒是少有人提。

据考证，关于北大慰问团活动的一系列消息，就是范长江最早的新闻作品。在这之后不久，他就被《北平晨报》聘为驻北大特约通讯员——相当于编外记者或兼职记者。

“我由于性情好动，学习兴趣是多方面的。远在1929年时，我的一位先生就无意地说出，恐怕我将来要做新闻记者。”范长江自述的“一位先生”早就发现了他身上的新闻素质。这位“先生”为何独具慧眼已经无法考证，但范长江“性情好动”肯定是这个精准预言的判断依据之一。

考察范长江的生平履历就能看出，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范长江出生于1909年的四川内江。在内江县立中学读书时，时逢大革命，范长江成了学校中热衷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家人将他转学到教会中学。范长江不堪压抑，跑到重庆准备报考黄埔军校，未果，转而投考了另一所革命学校——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在这所学校，他又是学生运动骨干，一次游行集会遭到四川军阀刘湘血腥镇压，死伤数百人。负伤的范长江在亲戚掩护下躲过了抓捕。

范长江离开重庆，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在1927年7月加入了北伐军的学兵营，随后开往南昌。这营学生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是贺龙。于是，当兵还不到一个月的学生兵范长江，就参与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起点，走出了一大批共和国将帅。而学生兵范长江的从军之路却就此终止了。那年，范长江18岁，胸怀大志，满腔爱国热情，拥护革命，却不理解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还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究竟是谁。民族、国家和自己，都是前路迷茫。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广州的路上被打散，范长江流落到汕头。一年多近乎流浪的漂泊之后，范长江进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国民党培养党务和行政干部的专门学校，招生很宽泛，中学以上学历就成，食宿学费全免。学校的课程倒也齐全，范长江很是下功夫，踏踏实实念了两年书——这大概是青年范长江少有的“安分”时期。如果范长江就此“安分”下来，他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中谋个差使。那样的话，就没有名动中国的记者范长江了，只剩某个叫范希天的或大或小官僚。

就在范长江还有半年就要毕业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国土沦陷。举国激愤，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却在校方严控之下，一片寂静。

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多的学习并没有解决范长江的迷茫，坐视国土沦陷的冷血更令人心寒。趁着一个周末，在同学的帮助掩护下，范长江溜出了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去哪里呢？范长江选择了北平。这里是全国文化中心，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范长江的目标是进北大。

然而，对身无长物的范长江来说，“居北平，大不易”。为维持生计，他做过剪贴词条的临时工，在早点摊送豆浆……都是勉强糊口的营生。他租住在北大旁沙滩的公寓，房租花去了大部分收入，省钱只能从嘴里：早餐不吃，午餐大饼就开水，晚餐大饼加一碗豆腐脑，每天一角三分。有一天嘴馋，买了四分钱的花生米，结果在日记中对自己好一顿埋怨。

范长江后来回忆自己涉足新闻活动的缘由：“经济压迫也是逼着我冒险投稿的一个原因。”

考取北大，并非易事，幸而北大学长、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当时南京中央党务学校的教务长，一直欣赏范长江，寄来了成绩单和肄业证明，这才让他能如愿进了北大哲学系。

在北大学习了两年后，因为北京大学前线视察慰问团的系列消息，让范长江成了《北平晨报》的特约通讯员。从1934年12月开始，署名“长江”的新闻报道开始发表在《北平晨报》上。

至于范长江为什么用这个笔名，说法不一，此前他还用过“可”“蓬”等，用意也不为人所知。不过，最开始署名“长江”的那组报道，让范长江亲身感受到了新闻的价值和力量。

当时正值北大学生与国民军训会发生冲突，演变成了持续九天的北大军训风潮。范长江围绕这一事件连续写了多篇报道，社会反响很大。结果惹恼了国民军训会，致函《北平晨报》，指责报道“查与事实上悖谬殊多”，要求报社更正道歉。

《北平晨报》毫不示弱，把国民军训会的信登在报纸上，同时配了“回复”：“查本报登载新闻，向不敢不详慎采择，至上次军训风潮，奈事实不许不登，本报唯有深盼是否不再发生此项事实尔。”

从此之后，“长江”的笔名固定下来，成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

“两个问题一起研究”

范长江的才干很快在报纸上有了影响。不但《北平晨报》和另外几家北平的报纸，都聘任他做通讯员，天津的《益世报》也找上门来，稿费每个月能收入七八元。同是天津的《大公报》发现了此事，报社北平办事处主任杨士焯立即出马，以双倍稿酬约他独家供稿。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到北平，抽时间亲自对范长江进行了考察，之后对杨士焯说：“此人才华很高。”不过，胡政之同时留下了一个同样精准的预言：“恐将来不易掌握。”

范长江，最终确实成了《大公报》不能“掌握”的记者。

确切地说，范长江此时还不是《大公报》的记者，仍然是没有工资、只付稿费的“特约通讯员”。他之所以选择《大公报》独家投稿，除了稿酬优厚之外，还在于他心心念念的西部考察计划终于得到了报社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巩固后方，提出了“开发西北计划”，国内兴起了一股西北考察热，“开发西北”往往与“救亡图存”并提。

范长江对西部考察的热情也是出于对国家战略的关心。他曾发起“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惜乎应者寥寥。成为几家报纸的通讯员后，范长江又拟订了徒步考察西部的详细计划，结果没有哪家报社愿意支持。

这也难怪，日本侵略带来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民政府的“开发西北计划”未见落实。中国有太多的重大事件要比西北考察更引人关注。

只有《大公报》，看到范长江的西北考察计划后，一拍即合。《大公报》向来重视旅行通讯，也是西北热的倡导者，总编辑张季鸾亦曾去西北考察，并发表了《西北纪行》。

而范长江的西北之旅，还不只是考察西北。后来，范长江几次在回忆和自述的文章中表示，他当年到西北区采访，怀着两个目的：“一九三五年，红军已开始长征，我的中国西部考察的计划还想方设法积极进行，我想亲自到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去看看，两个问题一起研究。”

不过，范长江自述的“两个目的”是在他的西北之旅二十多年后，有研究者认为他并没有“带着主动的和真正求实的态度去报道红军的长征”。这种判断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激烈争论。

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好奇，可能比他对西北的好奇来得更早。

虽然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但那时的范长江完全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参与的。之后的几年中，范长江再没有与中国共产党有过直接接触。被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被各种妖魔化的“赤匪”。即便一贯以“自由”“中立”自居的《大公报》，对中共和红军也不可能做正面报道。范长江和国统区的大量民众一样，从这样的报道中是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共和红军。

1934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激烈之时，范长江到了蒋介石“剿共”的大本营南昌。还是学生的范长江不可能突破重重封锁，见到真正的红军。但是他通过在南昌行营的一位同乡，获得了大量“缴获”的苏区文件。

范长江在南昌三个月，看了“一千六七百本”，大致明白了苏区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政府建构等，得到了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论、有政策、有策略的政治集团，红军是一支组织健全、纪律严明的军队，绝不是国民党所说的“土匪流寇”。

这样的认识，比一般大众更贴近真实，但毕竟是从书本中获得，范长江仍是一个置身于外的观察者，且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待到范长江有机会把他的西北考察之行付诸实践的时候，红军正向着他计划中考察的区域艰难前进。这当然也是一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红军的机会。

在范长江去西北考察之前，其实西北考察通讯并不少，而范长江的通讯之所以引起轰动，恰恰就是因为其它报道从未涉及的对红军的报道。年仅26岁范长江因为这些报道，声名鹊起。

范长江（左一）考察西蒙，在额济纳与当地的图王合影。

“我是第一人”

1935年5月，范长江由北平启程，奔向中国西北。不过，路线却是先到天津，乘船前往上海，再溯长江而上直至四川，几乎是在半个中国先兜了一个大圈。

如此“曲折”绕远，因为范长江是搭了一趟免费车——一个四川工商团刚刚结束在北平的活动，要顺着这条线路回川，沿途还有不少活动。他们捎上了正愁川资的小同乡。

免费“跟团”途中，范长江也没闲着，沿途写了21篇“旅途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他在“旅途通讯”开栏时就写道：“记者此次国内长途旅行，目的在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整个的在变化过程中，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

在国民党政府称为“中国模范省”的浙江，他写《高兴后悲哀》，夸交通建设进展之后笔锋一转，“浙江的社会经济和其它各省一样，走向严重的破产危机。”在烟台的船上遇到刚从伪满洲国回来的人，他写《安东的中国人》，介绍了东北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受欺凌的屈辱生活……

就这样兜兜转转两个月，范长江才到达了西北考察之行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成都。这两个月，他在“旅途通讯”中并未提及有关红军的任何话题，似乎西北之行的目的确实不包括考察红军。但从成都开始，他的足迹却把真实的目的显露无遗。

范长江从成都到兰州的路线，沿途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深入考察。

抵达成都后，范长江最初计划做环川旅行，然后再向西进。但他很快得知，“十万红军正争夺四川腹地”，于松潘一带鏖战。范长江马上放弃了环川计划，一个人从成都向西北出发，希望能在途中“撞”见红军。但是成都距离松潘有几百公里之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在这里“难上加难”，最终在彭县因路途难行、猛兽出没，不得不折返。

这之后，范长江表现出了超凡的交际能力，不知如何运作，打通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关系，搭上了一个参谋团，一同经松潘前往兰州。

一路上，很多地方红军都曾战斗和经过，“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范长江一路用心的采访和了解，到达兰州后，他才开始动手撰写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

据新闻学者蓝鸿文教授考证，范长江西北行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而不是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首篇《成都出发之前》。

《中国的西北角》记录了范长江在四川、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跨越万里的行程，详细介绍了中国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全书共64篇，都是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通讯。其中5篇在叙述中涉及到红军，归入书中的“陕甘形势片段”章节。

《中国的西北角》初版，后来加印七次，一时洛阳纸贵。

书写红军长征的文字在《中国的西北角》所占比重不大，这也成了后来有人否认范长江西北行“两个目的”的论据。但是，蓝鸿文教授考证，除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红军之分裂》《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等六篇见报通讯，没有收入《中国的西北角》。这些篇章都是直接以红军为报道对象，共计两万余字。这些内容，才真正让范长江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中国的西北角》集结出版时为何如此取舍，可想而知。同样可想而知的是，那些未收入《中国的西北角》的文章，在《大公报》刊登时是如何读者争睹。

《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甫一见报，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一炮打响。

1935年8月上中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红军集结在川西北毛儿盖一带。红军将向何处去？不但国民党军队内猜不透，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而范长江根据自己对沿途地理、自然、社会情况的考察，再综合国共军事对垒状况，对红军的动向做出了惊人的分析和判断。

范长江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中判断，“不出一月”，红军必然离开毛儿盖北上。北上三条路线，最可能是“北入甘肃……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

这些预测，被红军长征的进程一步步印证。1935年8月20日，红军分左右两路离开毛儿盖开始北上。9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洮夏流域的腊子口。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主席从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获得了陕北刘志丹的消息。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陕北。

一年之后，范长江在西安见到了周恩来。初次见面，周恩来却说：“我们红军里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而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之后，范长江所有的文章中，不得不出现“剿匪”一词时，都被他加了引号。“匪”是国民党对红军的污称、蔑称，或“赤匪”、或“共匪”，范长江不认可“剿匪”之说，也不用国统区报纸统一口径的“赤匪”“共匪”，而是直称“红军”。难能可贵的是，《大公报》对范长江的这些写法未加修改，原文照登。

范长江也深感自豪，在自述中称：“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范长江介绍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如何在陕北赢得民心。文末，他这样写道：“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以记者的敏锐眼光，范长江大概从那时就已经看出，中国共产党就是“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只是，那时“我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写文章，因为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可能有这个立场”。

“竟日之长谈”

“午后三时，一架有太阳徽号东来的军用飞机，和我们的汽车同时到达包头。”这个画面，是《中国的西北角》的最后结尾之语，堪称新闻写作教科书，同时也流露出范长江对抗战大势的忧思。

西北考察之行结束后，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他从报社领受的第一项任务，几乎就是顺着《中国的西北角》结尾继续——考察日本侵略触角已经伸及的西蒙。《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对范长江说：“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

这几乎真的是“最后机会”。范长江考察西蒙后不到一个月，1936年8月末，日军就发动了对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部地区）的进攻。

范长江又跑到绥远抗战前线，当起了战地记者。那里是当时中国抗战最激烈的战场，范长江的战地通讯再次成了《大公报》乃至当时中国报纸上最受关注的新闻。

至12月初，绥远战事渐趋平静，其新闻热度被一件突发的“头等大新闻”替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

范长江曾回忆，他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被西安事变震动得“不知所措”。过程如“一场惊险剧”：统帅百万军队的“蒋委员长”被下属囚禁，两星期后，“叛将”张学良又亲自把他护送回南京。个中情由，媒体众说纷纭。“一般人风声鹤唳都在怀疑共产党，我也有几分相信。”后来听傅作义说，释放蒋介石是中共主张，范长江更是不解，蒋介石“剿匪”那么多年，双方可说血海深仇。中共怎么会主张释放蒋介石？

范长江决定到西安去。但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仍在对垒之中，封锁线层层叠叠，西北对外交通全断。他只能“走一段，算一段”，从包头先飞银川，再到兰州。盘桓多日，疏通关节，这才搭上了一辆开往西安的货车。饶是如此，中途还被中央军扣押了。幸亏那支部队的团长认识范长江，把他平安送到了平凉。

眼看到了西安城下，却是城门紧闭，军队布防。那天正是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东北军实权人物——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史称“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风波未平，危局又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引发了东北军不满。中央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剑拔弩张。激进的东北军少壮派刺杀了主和的王以哲。

二二事件一天就被平息，范长江得以进入西安城内。他是西安事变之后由陕西之外最早到达西安的记者。

2月4日，范长江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杨虎城公馆。当晚，他给《大公报》发去加急专电，5日的《大公报》以头条位置发表“本报特派员今日由兰州到西安，得知陕局和平解决初步已告成，战争绝可避免。”随后是二二事件的经过及处理结果。

经此一乱，东北军分崩离析。二二事件平息后，正如范长江所报道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内可入西安”，顾祝同真的在2月9日进驻西安，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正是在杨公馆，范长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

范长江当即提出了采访请求，因为当天安排已满，周恩来约他第二天做“竟日之长谈”。

5日，范长江如约而至，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随后的长谈，周恩来向范长江详细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以及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真正作用。范长江后来都记述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陕北之行》等稿件中。这也是人们第一次从共产党人的口中了解到西安事变。

与周恩来的“竟日之长谈”，范长江意犹未尽。他意识到中国政局即将发生“大变化”，而共产党和红军，势必成为“大变化”的主角。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采访请求，希望到延安访问，采访毛泽东主席。

第二天，周恩来告诉范长江，延安同意他去采访。

“竟夜之谈”

得到延安批复的当天，范长江就急不可待地启程奔赴延安。他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个访问陕北苏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国统区记者。

两辆红军的大货车载着范长江一行。范长江发现，这两辆汽车挂的都是东北军的车牌，在西安事变前十个月就在西安、延安之间往来运输。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明白“西北之必然出乱子，已不是西安事变前短时期之酝酿了”。

西安到延安大约300公里，但是黄土高原道路坎坷难行，汽车也开了三天，直到9日下午才抵达了延安。

中共领导人对范长江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安排了欢迎晚宴，一位位中共和红军重要人物出现在范长江面前。他们都曾被国民党宣传机器各种妖魔化，在范长江的笔下，勾勒出真实的面貌。

“校里首先遇到的是林彪先生，现任红大校长”，“穿一件灰布大衣，中等身材，两眼闪烁有力”，“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篮球，教官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带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在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天已黄昏，红军总司令朱德走了进来。他“像乡村中老实的农人”，“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如四十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口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

毛泽东主席最后到了。“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为长一点。”

晚饭之后，范长江受邀随毛泽东回到了所住的窑洞，开始了他陕北之行最重要的访问。

“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

在这洞简陋质朴的窑洞中，毛泽东和范长江一聊就是一个通宵，内容已远远超过范长江预先所要了解的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政策，长征等。如果要给这次交谈加上一个中心，可能会是非常庞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范长江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出路，对我来说，是找到了。”

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他解决了哪些大问题呢？

范长江的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毛泽东都一一详尽解答，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方略等等。

受历史条件所限，毛泽东和范长江那次“竟夜之谈”已不可能原音重现，也就没有机会像范长江一样，亲身体会到毛泽东那独特的、生动的语言魅力。范长江后来发表的稿件，都是加工整理后的书面语言，且有大量谈话内容无法体现。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番长谈，深刻地影响了范长江，他从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著名记者，变成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者。

范长江延安之行后撰写的稿件，和他此前走访西蒙的考察通讯、绥远抗战的战地通讯一起，收入《塞上行》出版。他的夫人沈谱曾言：《塞上行》是范长江“个人光荣的思想转变的记录”。

长谈竟夜，东方欲晓。范长江的热情却彻底激发出来。他进一步提出，希望能在延安多留一些时间，写一些全面报道中共革命的通讯。但毛泽东希望他能尽快回去，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宣传，动员全国一致抗日。

1951年，毛泽东和范长江亲切交谈。

于是，2月10日一早，范长江草草吃过早饭，就踏上归程。

仅仅在延安停留一昼夜，对范长江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如果他能如愿多留一段时间，也许就能有更早一些产生“震撼影响”的中国版《西行漫记》——斯诺1936年在陕北盘桓四个月，写出“震撼世界的杰作”《西行漫记》，其中文版直到1938年2月才在中国翻译出版。

不过，“延安一日”，也足以让范长江写出了他新闻生涯的巅峰之作。

2月14日，范长江赶到了上海。此前一年，因为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刚刚在上海设立分社，开创上海版，由总经理胡政之亲往主持。

见到胡政之，范长江难掩兴奋，把他在西安和延安的采访所得尽皆汇报。胡政之自然深知这些内容的新闻价值，让范长江马上撰文。当然胡政之也深晓其中敏感、利害，让他“写得隐晦一些”。

范长江早已打好了腹稿，挥笔而就。看到稿子，胡政之做出了一个极冒风险的决定——不等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发表了再说。范长江后来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做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这篇稿子，就是《动荡之西北大局》。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其中真相还不被大众所知。普遍的看法，多指张学良受中共“煽惑”而发动“兵变”，中共被认为是幕后操纵者，事件解决是张学良“幡然醒悟”……

《动荡之西北大局》介绍了“西北领导”（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述说西安事变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实为“事实之逼迫”，“共产军”并未参与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力主和平”，这才让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同时，范长江还在文中呼吁，“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

时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与蒋介石上午所讲的完全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而毛泽东则在不久后致信范长江：“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别了，《大公报》

全面抗战开始，范长江又成了活跃在烽火一线的战地记者，卢沟桥畔、南口山间，台儿庄、徐州、上海，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署名“长江”的战地通讯，为众多民众追读争睹。“长江”，俨然已成中国新闻界耀眼新星。

范长江（右一）在台儿庄留影。

《大公报》对范长江也十分器重，将正式入职仅两年多的他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并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总经理胡政之还曾暗示，有意要他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

然而，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938年10月，范长江却突然离开了《大公报》。其中原因，新闻史学界至今说法不一。

关于这个问题，范长江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字中均有过述及。虽然不同时期的记述存在不一致之处，但总的方面是一致的，离开《大公报》是因为自己政治态度与立场和《大公报》主要领导不一致，志不同则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之争。据范长江回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为了培养、锻炼他，让他学写社论，范长江就写了这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张季鸾对文所表达的主张各党派团结、反对“一个党”的立场“不高兴”，约他谈话，“必须以蒋先生的态度为态度”，“以大公报的态度为态度”，他不能同意，与之进行激烈争吵后，“离开了大公报”。

但是范长江的表述有记忆失误之处。因为《大公报》不肯发表，范长江把《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交给了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发表于1938年1月13日，而离开《大公报》是九个月之后。如果说是《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的争论导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不过，范长江和《大公报》分歧与裂痕的种子，确实是从《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埋下的。此文发表后三个月，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团结的增进》，文中称：“今天必须绝对一致者，是共同拥护政府，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到底的总目地总行动，及共同信仰三民主义的总原则……”此文未必是针对《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但显而易见，张季鸾和《大公报》对蒋介石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说是认同和拥护的。

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九个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范长江最终离开了《大公报》？

随着各方回忆等相关史料，尤其是港台史料的渐次披露，开始形成一些新看法，让这桩“公案”更加众说纷纭。

比如人事纷争之说，《大公报》时期的老同事徐铸成回忆，张季鸾对他说过，“我叫他（范长江）学写社评，他不满有些稿子给人删改，后来他和某人已极不相容，根据报馆章程，只能忍痛让他走了”。

又有“不满上夜班”之说。据自称“目睹此事发生的全过程”的陈纪滢回忆，1938年徐州突围后，范长江来到《大公报》汉口馆做编辑，可刚值了两个夜班，他就以“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为由不愿干了。张季鸾对此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仅仅因为不愿上夜班，就让张季鸾辞退了《大公报》的明星记者，不太合常理。因而陈纪滢后来又写了篇文章，称解聘范长江，近因虽由“不能出卖健康”起，但肇因却是他的“品德有亏”。

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纪滢，他实际上是个“票友记者”，当时本职是一个邮局的局长。政治立场上极端反共，在台湾写回忆范长江的稿件，也是出于反共目的。只是他的记述最为绘声绘色，多被引用。

“品德有亏”说，也是源自范长江的一篇报道。南口战役时，范长江在《察哈尔的陷落》中，以“可杀！刘汝明”为醒目标题，怒指察哈尔省主席、29军军长刘汝明战前不服统一指挥，阻止中央军进入察哈尔，战时拥兵自保，早做退逃打算。刘汝明后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结果他转到豫东战场，真的立了功。一次遇到张季鸾，气势汹汹地问罪，“是我刘汝明该杀，还是范长江该杀？”

按陈纪滢的说法，范长江在察哈尔采访时，张贴告示，招兵买马，意图组织抗日民团，还向刘汝明要钱支持，被刘汝明驱逐，这才在通讯中被“报复”。

“品德有亏”是个足以葬送一名记者职业生涯的“大帽子”，其实根本不值一辩。陈纪滢也真不愧“票友记者”，所说都来自逃到台湾的刘汝明回忆，连新闻采访中“单一信源”这个基本概念都不懂。

众说纷纭之中，很难有一种说法能够服众。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父亲在政治上的选择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离社的直接原因却是意外的。”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逝世。当时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的范长江，当即执笔，写下情感充沛的《悼季鸾先生》。

文中誉张季鸾为一代论宗、报杰，“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杰出的新闻记者”。同时也写道，他和张季鸾在西安事变后“因为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等问题”，范长江想“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然而谁知此志已永无实现之日”。

“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的分歧自不待言，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范长江，与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正统的《大公报》注定分道扬镳。

至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范长江在1940年12月创办国际新闻社两周年之际，写下了《“国新”两年》，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们一些纯真的朋友们，平时皆以为新闻事业都是照各报纸、通讯社自己宣传的那样‘言论公正’、‘为民喉舌’……抗战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种事业，因抗战而发生强烈鲜明的变化……每个新闻机关的态度也随着这一对比而明朗化，而表现其本来面目。就是任何报纸与通讯社，都代表着一定社会势力的利益，绝对没有超社会的事情。”

这段话，显然意有所指，奉行“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方针的《大公报》，终究也没有如理想中那样超然。而范长江所追求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只有它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在那时的全社会中是主导的势力，而且在正确的政治主张的条件下，这个新闻事业才是主导的新闻事业。”

1939年5月，范长江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他是社会知名人士，经中央批准，范长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日军轰炸重庆，范长江（右二）和同事在被炸毁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办事处前合影。

以记者的视角观察了中国四年之后，范长江看到了“中国的出路”，自己最终走在了这条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