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景山公园正门万岁门，隔着景山前街的马路，对面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大匾以及“神武门”的匾额。

不过马路，不过筒子河，不进故宫，左拐，向东走景山前街的北边便道。便道是用灰黑色的方条砖铺地，坦平如砥，稍里侧嵌一条浅黄色的盲道。向东走不到200米处，便道的居中稍偏，左手距景山的红色南墙七八米，右手离马路牙子约两米的地儿，微呈西南至东北的斜方向上，纵卧着一方青石条，长约1.5米，西头平底宽约46厘米，东头有稍拱形的顶，宽约50厘米，底部有圆形浅石凹，顶部凸出的局部有雕凿出的半圆石槽，整个条石厚度约35厘米。

景山前街东侧路北的条石 杨良志 摄

青石条质地细实，硬度看上去很高，历久磨滑的痕迹极深。过往行人走累了有在石条上小坐的，所以石面光洁，纹理可见。寻常遇不少石件，风吹雨洗之下已很斑驳，相较之下这块石条即使常“蒙受”强腐蚀，也能样貌颜色不改，尤显刚强顽韧之质。

看到这里，任谁都会发问：这家伙是个什么石件呢？

我也不知道。这问号在我的脑际萦回不去。我绕着石条端详半晌，举手机为它留影，传出照片，向朋友求教。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闫霞女士闻讯立马赶来考察，回告说：古代建筑中所砌较低的矮墙，多见于城墙之上或城墙马道两侧，或是某些高墙的附属性建筑，它们称为“宇墙”（或“女墙”、“女儿墙”），主要起安全防护作用，也有的是装饰作用，这类墙体的端头、拐角处，或者是设门处，会有角柱石。这块石件，很可能是宇墙端头设门处所用。底部的凹圆，固定转动的门轴；上端的石槽，把握转动的门柱；顶部的凸拱形，起到美化墙头的作用。

好了，知道了。那下一个问题紧接着来了：这一石件是从哪儿来的？

我的猜度是：这是紫禁城“北上东门”，或者是景山“山左里门”一带的建筑残件。

首先，在紫禁城神武门外，更靠近筒子河边，当初有“北上门”，北上门往东、往西建有作为紫禁城城墙再往外的一道防护高墙，东设“北上东门”，西设“北上西门”。紫禁城除了建有自身的防卫性城墙之外，往北又筑一道高墙，是加大对皇宫保护的意思。北上东门与北上西门于1928年，因为扩建景山前面的通道，被拆除了，只保留了北上门。当年施工时自东南向西北拍摄的一张照片，记录了人工翻土、车马运石的情景。北上门的东侧与西侧，原各有五十间面向北的连楹官房，这是历史上最正宗的八旗子弟学校——景山官学的建筑，当时也保留着。到了1956年，为了拓宽景山前街以便东西通行的需要，北上门连同它左右一百间官房，也都拆了，建为通道。

1928年，景山东南侧修筑道路的情景。

其次，当年北上门再往北，即现在的景山万岁门，它也曾牵挽着左与右两道红墙，当初在东红墙端设有“山左里门”，在西红墙端设“山右里门”——您坐万春亭上，面朝南方，东即“山左”，西即“山右”。

这次寻访这件条石，我步行测量，如今的景山东红墙约230米，西红墙约250米，走到东西两端，往北拐，分别就是今日之“景山东街”与“景山西街”。1956年扩整马路，把“山左里门”与“山右里门”一块儿平除了（如今景山东门和景山西门分别恢复了“山左里门”和“山右里门”的名称）。

1909年的北上东门

很初级的推想是：当年的“北上东门”，或者景山“山左里门”，它们都会有附属性建筑，此石件卧在景山前街东部，位于原来的“北上东门”或“山左里门”附近，这块条石很有可能是“北上东门”或“山左里门”附属建筑的残件吧。

1909年的山左里门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闫霞老师对这一条石的即时判断是：它或许是乾隆时期名将一等忠勇公、保和殿大学士富察·傅恒（1720年-1770年）宗祠区域的建筑附件。从景山前街拐入景山东街不远，东侧有沙滩后街——原有的“马神庙街”附近即一等忠勇公府第，亁隆为表彰傅恒在大小金川战役中的功绩，立宗祠，敕建宗祠碑。现在这通傅恒宗祠碑立于石刻艺术博物馆金刚塔东侧的祠墓碑刻区，高590厘米，宽148厘米，厚近60厘米，体量之大堪称第一，汉白玉质地之精堪推其最，碑面刻镂之美，堪评首冠。今天游人参观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傅恒碑是必看的网红打卡对象。乾隆时的傅恒宗祠至今已二百七十多年，其建筑部件不知在什么样的迁乱中零落到不算远的景山街边，也算是可以想到吧。

当然关于这块石件的来头，还会有多种推测，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还可以想到的是：这方条石很可能不是单只孤品，大概率说应是成对儿出现，甚至可设想在附近不大的地盘内它们还会在不深的土层中有埋藏。至少600年（从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景山建成算）的建筑构件，我们“调集”它们在合适的地块加以展示，或许比它就这样斜亘在路边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