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普通工人，根本不知道干活还要留证据，还是东城法院的法官帮我们要回了血汗钱！”2021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东城法院驻劳动监察队“和立方”诉调对接工作站调解现场，来自河北承德的包工头王某握着法官助理张肖鹏的手，激动地说。

2019年8月至9月间，王某带领同村八名工人在东城区做瓦工，当时，王某只和发包方口头约定每人每天劳务费220元，施工完成后统一结算。当9名工人冒着酷暑完成工程后，发包方仅支付了部分劳务费，拖欠了剩余部分。之后王某多次赴京讨要劳务费，发包方又以公司效益差、工程有质量问题、款项已经付清了等各种理由拒绝支付。

数次往返京冀追讨劳务费都没结果，包工头王某本想就此放弃，但每逢年关将至，同村工人又到他家里向他追要工资，两年了，他逢年过节都不敢回家。

万般无奈下，王某向东城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但经立案窗口法官初步审核，发现王某除了起诉状和自己手写的一张工资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立案窗口法官在向王某解释了诉讼风险，经过他的同意后，将案件转交“和立方”工作组进行诉前化解。

东城法院法官助理张肖鹏收到此案后发现，王某虽将某公司列为被告，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是工程发包方，双方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工资表上也没有发包方的签字盖章，王某提供的联系电话也处于停机状态，调解工作因无法联系并确定被告而一度陷入僵局。

“当时确实大意了，干完活儿没有留证据！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快三年了，我都不敢回家过年！”王某说。

此后，张肖鹏又多次询问王某关于施工和讨薪的详细过程，王某无意中提到，东城劳动监察队曾在现场约谈过发包方负责人。张肖鹏迅速与劳动监察队取得联系，通过查阅历史信息，终于找到了曾经处理过此案的监察员，监察员提供了约谈发包方的相关情况，最终明确了案件被告和联系方式。

但经承办人联系本案被告后，被告先是声称从未向外发包过装修工程，又称时间间隔较长，项目负责人早就离职了，无从核实相关情况，且公司因疫情原因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也没有收入。期间被告公司又两次更换代理人。

此情况下，“和立方”工作组冯晓光法官和张肖鹏又数次与公司代理人及负责人电话联系，一面耐心调解，获取他对在京务工人员的同情体谅，一面给他解释清楚，一旦拖欠劳动者工资被查证属实，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最终，经过立案庭诉调对接组法官两次实地调查走访、数十次电话联系沟通，近三个月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公司负责人终于同意一次性补偿九名劳动者劳务费18000元。2021年12月31日的下午，九名劳动者终于在东城法院驻劳动监察队“和立方”工作站如愿拿到了被拖欠近三年的劳务费，2021年“和立方”工作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