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并实施，成为全国首件规范接诉即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接诉即办”的效果怎样？哪些方面还可以再完善？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正在举行的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这些问题引发委员们的热烈讨论。

“市民提出的很多问题综合性强、涉及诸多主体，到底是国企的责任，还是属地政府的责任？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法规政策？这是首先要厘清的。”作为国企负责人，市政协常委李岩建议，应明确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在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参与范围和责任义务。同时，应加强政府、企业、属地单位等接诉即办各承办单位的交流，形成合力，从而更好推动疑难问题的解决。

来自社会科学界的市政协委员、通州区司法局局长张琴琴则关注接诉即办中法治途径介入的问题。她认为，目前接诉即办的整体特点是体量庞大，诉求多元，管理类、民生类诉求突出，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新老问题交织，纷繁复杂又具体现实。现有12345工作机制对于日常一般性投诉、举报、咨询类诉求，基本能够做到在办结时限内快速反馈，但对部分夹杂矛盾纠纷、需要引导进入法律救济途径解决的诉求，增加了流转派单的环节，影响办理效果。

张琴琴认为，属于涉法涉诉问题的应导入法治途径，引导有关各方以法治方式解决。其中，适宜调解的引导调解，需要诉讼的引导诉讼。面对群众的诉求，还要建立“12345+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大联动调解格局，努力将各类社会矛盾发现在基层、处置在前端、化解在一线。此外，在解决矛盾的同时，还要开展矛盾纠纷数据统计、分析、研判、追踪、预测，为各类矛盾纠纷的预防提供决策参考。从源头抓起，有效预防和减少12345诉求产生，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尽可能多地实现“未诉先办”。

近年来，民盟北京市委也曾多次开展接诉即办专项调研。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接诉即办改革之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提高，同时个别地方依然存在工作主动性不强、政务大数据要素融合度较低、基层压力较大、在痛点难点问题上群众参与率不高等问题。对此，民盟北京市委建议重视大数据赋能接诉即办，优化过滤工作机制；发挥诉前主导作用，保障合理诉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解决；同时建立基层干部快速反馈机制，及时将基层治理中发现的问题向上反馈，并及时作出调整。